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概论

女性主义（feminism）并不等同于汉译的“女权主义”，因为“女权主义”（femi－nist）这一名称主要是根据西方早期妇女运动的政治主张意译而来，而当妇女运动的早期政治主张被新女性主义的政治要求所取代时，“女权”二字就不能涵盖女性主义的所有内容了。当然妇女运动中围绕争取平等权利所进行的斗争必然成为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本书所讲的女性主义是后结构主义性别理论时代的产物，其意义内涵更为广阔。

女性主义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近三十年的事。虽然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但多数女性并不一定了解女性自身的处境和地位，也不一定清楚19世纪和20世纪波澜壮阔的妇女运动的伟大功绩。事实上，妇女在法国大革命、在欧美黑奴反抗运动以及劳工运动史上，都有过巨大的贡献，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在传统文化中耳濡目染的女性们，她们大多已经习惯了男权文化体系的一切规范，并按照这一规范去思维和行动。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大师西蒙娜·波伏娃在她的被奉为西方女性主义经典的著作《第二性——女人》中详细地分析了女性如何在父权文化的包围下，一点一滴地将自己弱化的事实。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角度揭示出男权文化是女性沦为第二性的罪魁祸首。人类社会关于男性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著述已是洋洋大观。男性无比自豪、无比自傲地成为历史的主人。“历史”在英文中写作history，它的构成便是his story——“他的故事”，“历史”便这样简单地被解释为男性的故事。“人类”在英文中写作mankind，它的构词便是man kind，即男人的族类。既然“人类”是男人的族类，“历史”是男人的故事，女性便成了“缺席”者，所有关于女性的文字叙述都由男人一手操纵，完全没有女性集体自觉、集体认同的“女性话语”（femine discourse）特征，而是一种典型的“他者话语”（the discourse of the other）。女性在漫长、丰富的历史文化中竟是一个“缺席”（absence）者，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性别奇案”。遗憾的是，人类历史存在着的这桩“性别奇案”竟然不分地域、不分种族、不分阶段、不分古今。在西方，男性中心文化的偏执与自傲，把任何重要角色都与男性画上等号，女性只是第二性（the other）。“人类”是mankind而不是womankind，“历史”是history而不是herstory，还有“领导”是chairman而不是chairwoman，这表明女人不仅是缺席者而且是被领导者，以至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甚至女性female和女人woman的英语构成直接依赖于男性male和男人man，是他们的派生词。Female和woman以male和man做词根，表达了男权文化对女性持有根本性的偏见，女人是男人的一个旁枝末节，男人的派生物。语言本身就体现了对妇女的压迫。这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涉及的人数最多、范围最广、时间最久的文化之谜。几乎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谜的制造，甚至在今天，它依然支配着人类文化的天空。

在20世纪女性主义批评的挑战下，原有的男性文化霸权才渐次显出旧有意识形态惊人的错误。于是一切建立在男权文化之上的旧有价值观念开始动摇，新的自由开放的观念向人们发出呼唤。

在世界妇女运动史上，最初的要求和行动表明她们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但由于她们意识到的首先是与她们切身利益有关的局部权利的缺失，故而这种局部的反抗并不能破坏男权社会结构。如早期对“教育权”、“参政权”的要求，后期的“婚姻自由”、“性解放”、“男女同工同酬”等，这些具体的意向表明，她们已经发现自己在这些方面的缺席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随着妇女运动的不断发展，早先提出的要求不断得到实现和满足，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者又不断地发现新的不平等，但由于女性自我意识和性别平等意识没有觉醒，所以不断地抗争和要求不但不能使男权体制“伤筋动骨”，反倒给男权文化造成了“得寸进尺”、“不守本分”的口舌。于是女权主义者的努力，便在整个男权中心社会引起反感，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女权主义者的主张进行排斥、质疑和嘲讽。妇女运动的实践，使女性们认识到早期女权主义者的狭隘，于是便不再拘泥于局部利益的得失，自觉地将斗争的策略由一般的妇女运动调整到女性主义批评上来。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个角度向男权社会进攻，推翻以他（he）、男人（man）所构成的传统话语，而建立有女性话语参与的、由我们（we）、我们的（our）构成的新型话语。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欧美兴起的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实践中的一支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劲旅。因此，它既属于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批评，成为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又属于西方文艺美学，是其多种美学方法、美学流派的一支。从20世纪20年代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开始发现，到60年代的蓬勃展开，直到80年代末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叶·克里斯蒂娃代表鼎盛期的著作《语言—未知物，语言学的尝试》的问世，其历史最长不过七、八十年，而其间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女性主义批评的问世使传统的文化和文学批评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动摇了西方几千年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