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源自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规律和运用规律的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所做出的最新理论概括。科学发展观是认识和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最新思想成果，集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首先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的研究，创立了唯物史观，破解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历史难题。明确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应该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人类社会怎样从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共产主义）发展？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可能给每个国家每一阶段发展都提出具体方法，因而，各个国家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自身的历史条件和基本国情，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吸取营养，从具体的探索实践中总结经验，最终在提炼中升华为直接而现实的理论指导。因此，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追根溯源，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1.科学发展观的人文内涵发端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内涵，体现出科学发展观既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创新；既是对传统发展理论的扬弃和反思，也是对世界最新发展理论的借鉴和汲取；既蕴涵了丰富的人文价值，又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开创了马克思“人本”思想的新境界。

第一，科学发展观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首要追求

追求人类彻底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奋斗的社会理想和目标。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³⁾恩格斯也说：“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⁴⁾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证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他们认为，人是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实际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人的发展与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是一致的。由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现实的人”作为前提，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就是“现实的人”的发展过程，并把能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尺度来强调。同时，唯物史观高度重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既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又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人作为实践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作为价值主体，理所当然地应当是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和消费者。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内涵的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主体论，把追求人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目标，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本原则，全面回答了“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的现实命题。

第二，科学发展观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要求

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紧密联系起来，并且认为社会全面进步的终极目标正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一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⁵⁾。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观点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⁶⁾。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中“人本”思想的本质要求，体现人民既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这一基本观点，结合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提炼和升华出来的重要理论成果。坚持以人为本，与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极力倡导的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发展的人民性——社会发展的成果应能使绝大多数人受益——为重要原则的社会发展观。这充分体现了经济发展的人文价值和“人本”要求。因此，科学发展观要求中国经济发展要体现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回归。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充分展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

2.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全面协调发展发端于唯物辩证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以过程而存在，是永恒发展的；事物以系统而存在，是普遍联系的。在科学发展观中，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符合马克思主义“永恒发展”、“普遍联系”的原理，符合事物辩证发展的规律。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发展源于普遍联系的观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普遍联系的，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客观世界到主观世界，整个世界无不处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

传统的发展观念常常对发展作片面的和粗放的理解，甚至迷信绝对的量变过程，而忽视经济发展中质变的结果。比如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心；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GDP的数量增长就是硬道理，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发展就搞上去了。但是，全面发展的深层次内涵往往要求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要求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观点来观察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对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要抓住主要矛盾。在着力解决好主要矛盾的前提下，也要学会“弹钢琴”，有步骤地解决好次要矛盾。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时期，科学发展观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抓住了我国发展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发展链条中的关键环节。但是，全面的发展观坚持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强调促进发展、加快发展，不仅要促进经济增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协调发展源于系统论观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系统的集合体”、“过程的集合体”。任何事物发展都是一个系统的发展过程。系统的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系统的整体发展。因此，在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平衡，才能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转，这是系统的整体性。否则，系统的整体性就将被破坏。在系统的整体性遭到破坏以后，系统本身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

社会发展也是以一个系统的方式而存在，社会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也应该保持一定的平衡。但是，由于传统发展观念的影响，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比较严重的失衡现象，因此，科学发展不仅要坚持发展，而且要坚持全面协调发展。强调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的协调，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合作作为发展的主题，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文化、环境、资源等内在条件为基础，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文化昌明、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具体来讲，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相协调。

第三，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源于人与自然关系原理。

自然辩证法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与自然不仅是密切联系的，同时又是互相制约的，因而必须坚持人和自然协调发展，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⁷⁾。因此，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与演化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已明确认识到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永恒发展思想的新的历史诠释，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未能使用过这一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统一体，人类的发展必须尊重自然、保持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基于这一理论指导，我国科学发展观中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长久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实现社会的永续发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用尽可能少的代价来获得经济的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牺牲未来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实现我国发展的长期奋斗目标”⁽⁸⁾。

3.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思想，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一，毛泽东的发展理论为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根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情况和现实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根据中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兼顾各个方面的发展需要和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等重要思想。首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是“四个现代化”。即“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⁹⁾。其次，毛泽东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走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强调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再次，毛泽东还提出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构想的其他可行性思想，提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和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总之，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中国的发展，对如何解决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进行了最初的艰难可贵的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第二，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为科学发展观开辟了新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基于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邓小平深切感受到“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¹⁰⁾。邓小平扣准这一矛盾，将目光锁定到发展生产力上，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邓小平特别强调要靠经济发展或者是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一切问题。他在思考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问题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摆脱贫穷。”⁽¹¹⁾基于这一战略目标，邓小平对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发展的模式选择、发展的动力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创造性回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理论。其中，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了最大限度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发展动力要源自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机与活力，并提出要中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既要有一定速度又要讲效益等重要战略思想，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的一次飞跃，为科学发展观开辟了新的认识境界。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就是说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建设依然要把发展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就这一点而言，科学发展观就是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的发展理论。

邓小平把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发展当成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发展任务的同时，也构建了丰富的社会全面发展思想体系。他一方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同时也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单打一。邓小平的社会全面发展思想主要是体现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上，即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繁荣、一手抓整顿等。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是邓小平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两手抓”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理论和毛泽东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第三，江泽民的发展思想为科学发展观奠定了新平台。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在继承邓小平发展观的基础上，强调发展问题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依据，把社会主义发展同党的建设联系起来，提出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江泽民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观做了进一步的拓展。一方面，将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联系起来，提出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强调中国需要把发展作为主题，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处于主动地位。江泽民的发展观念进一步提升了坚持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江泽民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他同时还坚持认为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它们三者之间是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在发展中要更加注重协调性、均衡性、持续性、全面性，不断寻求发展的科学内涵和思想状态。总之，江泽民关于发展的观点和主张，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为科学发展观中协调发展、全面发展搭建了直接的理论平台。

总之，胡锦涛充分吸收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发展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把邓小平侧重发展“量”的提高与江泽民侧重发展“质”的提升结合起来，对前三代领导人的发展理论在扬弃中继承和创新，提出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模式应该把握好发展的“度”，既强调又好又快地发展，又强调平稳又持久地发展，努力追求发展的最新境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