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阶级斗争学说是革命的中心理论

阶级斗争学说是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科学指导和经验总结。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根据中国特点加以创新，提出了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暴力革命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他指出：“在阶级社会里，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毛泽东理解革命发生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1.分析中国革命力量的阶级构成是革命胜利的前提保障

在毛泽东看来，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敌人便是阶级敌人；其阶级分析的着眼点在于辨明敌我力量构成情况，正确区分敌人和朋友。对此，毛泽东在论著中说道：由经济上的穷富程度，到政治上对于革命的态度—— 为了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阶级斗争学说中引入敌我分析的方法，以使阶级斗争的对象更清晰，任务更明确，避免了革命战争的巨大浪费。把阶级斗争具体为敌我斗争，是毛泽东研究实际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一，对中国阶级构成状况的分析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逻辑起点。

早在1925年，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分析研究的阶级状况的著作很多，但是毛泽东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毛泽东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不仅强调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进行分析，而且强调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态度也加以分析，从而实现了从具体现实出发，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全面看待中国阶级的构成状况。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阶级概念运用于中国革命现实的一项创举，并由此拉开了利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序幕，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阶段进程。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是毛泽东阶级斗争学说的早期表达。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文中表现出对贫农的特殊兴趣，甚至对“游民无产者”即黑帮势力也保持革命的希望，显示了他对革命实力的兴趣⁽⁵⁾。因为，早期青年毛泽东相信：“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⁶⁾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1927年3月，他又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该文中，他表达出了“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重要阶级倾向⁽⁷⁾。在这篇文章中，他坚定地提出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雅致，那么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⁸⁾这表达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必然采用暴力方式的一些深入思考。

第二，对各阶级在革命中的角色定位是阶级斗争学说的重要基点。

在对中国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基本情况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对中国的阶级状况和构成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对各阶级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正确的定位。毛泽东充分利用调查方法，对中国各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需求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和分析，并说调查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第三，争取最大多数各阶级力量支持革命是阶级斗争学说的最终目的。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力量和革命斗争的基本形式进行充分分析之后，坚持认为中国革命需要争取最大多数阶级和阶层的支持，他认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⁹⁾这是毛泽东在后来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得出的最重要经验，也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所在。“为了能够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毛泽东对社会群体的阶级——敌我分析细之又细。譬如地主阶级分为大地主和中小地主。大地主里面又可分出反共顽固派、地方实力派与开明绅士；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里面又可分出英美派与亲日派，小资产阶级里面还可分出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中农里面又可分出上中农与下中农……他甚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再分出两面分子，‘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¹⁰⁾。而且，毛泽东认为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敌我关系是会发生变化的。特别是中间势力里面那些就阶级而言“根本上是敌人”的分子，必然要经历由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到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的过程。也正因为毛泽东始终坚持这一观点，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毛泽东等人赞成联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间阶级的意见占了上风。

总之，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提出的这些新观点，是其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可以说，这既是中国革命在20世纪40年代能胜利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又是毛泽东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