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育和科学成就构建了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支柱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工作尽管有许多失误和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就全局来讲，教育和科学技术在艰难前行的历程中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教育事业的长足进展提升了国民素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旧中国的教育事业非常落后，而且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色彩。全国人口中的80%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为了改变这种落后面貌，党和政府接管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旧学校，收回了被帝国主义者侵占的部分教育主权，建立了人民的教育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学校进行接管、改造，到1952年基本完成接管改造工作。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普及基础教育取得巨大成就。小学入学率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1961年为40%，至1978年才上升到58%）。那时不但大增基础教育，还取消职业中学，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学学额，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升至1976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从1963年43.3万升至1976年861.1万。

此外，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互派留学生。1951年8月第一批留学生375人到苏联学习。到1953年共派出留学生1321人，毕业回国16人。1954～1965年派出留学生9438人，毕业回国8197人。这些回国留学生在国家各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实质性提升了国家综合实力

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政策。在1956年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了分阶段分步骤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思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制定了从1956年到1967年12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计划，使这一时期的科技成果被广泛运用于国民经济建设中，取得重要进展。建立了规模庞大、分布领域广泛的科研院所，构建了相对完善的科研体系，为我国科学研究和设计的全方位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些科研机构和科研体系的存在，为改革开放后对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设备及零部件国产化、跟踪国际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做好了良好的基础性准备。

基于相对完善的科研机构的创设，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许多具体要求均已达到，1963年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氢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一辉煌成就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两弹一艇”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进入核大国行列，极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使中国在一些原本空白的重要科技领域缩短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入世界科技前沿。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²⁵⁾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建设里程中，历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破坏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是仍然取得了较高水平的发展，并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这并不是要肯定“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错误，而是要在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进行科学分析，全面、客观地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对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节衣缩食、自力更生的奉献精神继续肯定的同时，理性分析和全面评价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些成就既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顽强的生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也从历史和现实的两大角度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

【注释】

(1)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3页。

(2) 《求是》课题组：《社会主义制度旺盛的生命力——二论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求是》2000年第22期。

(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4)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5)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6) 金春明：《建国后三十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7)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

(8)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页。

(9)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9页。

(11) 如1960年8月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1962年1月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失误等。

(12)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

(13) 杨春贵、郭德宏、杨信礼：《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哲学反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14)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页。

(15)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3页。

(16)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4页。

(17)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3页。

(18) 王晓丹：《浅析1976年到1978两年的“徘徊”与“前进”》，《金卡工程》2009年第2期。

(19) 薛庆超：《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始末》，《党史天地》2004年第12期。

(20)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页。

(21) 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22) 水利电力部：《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

(23) 田猛、钱耕耘：《“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外交取得成就的原因浅析》，《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24) 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1953年9月12日）。

(25)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