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在拨乱反正中徘徊前进

“十年浩劫”造成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和调整。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主要工作就是围绕“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而展开清理整顿，以肃清“四人帮”流毒。从1976年到1978年，两年时间里，党的工作尽管有曲折、有斗争，但基本走向是前进的，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进展。

1.进一步揭批“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是中国并没有由此而进入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方针，“治国”的任务主要是指开始“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抓纲”就是要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粉碎“四人帮”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如果不把“四人帮”的罪行彻底清算，不彻底摧毁他们的帮派体系，已经取得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拨乱反正的工作就难以深入地开展下去。因此，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国迅即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对“四人帮”的揭露和批判运动，并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进行了深入、彻底的清查。“到1978年，‘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全部土崩瓦解，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也基本查清楚，全国性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经过这场群众运动，肃清了‘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整顿了全国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的转移提供了政治保证。”

2.进一步平反冤假错案

“为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健全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即着手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把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和为右派摘帽作为重点。”⁽¹⁸⁾1977年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两个不管”有力地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在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同时，1977年4月21日，文化部召开万人大会，为“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到1979年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结束。这一举措，不仅使党内民主得到极大的恢复，而且在全国形成了尊重事实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效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3.全面扭转文教战线的错误

首先，在对文艺战线工作者进行平反，落实政策的同时，197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践踏》一文，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进行了深入驳斥，砸碎了这一长期压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沉重精神枷锁。文艺领域逐步组织公演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入冷宫的优秀影视剧作，倡导一种新的文艺工作新风气、新格局，使文艺战线走出了受“四人帮”流毒制约的困境。其次，“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成为重灾区，科学文化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在教育方面，推倒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恢复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调动了亿万学生和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迅速扭转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实现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

4.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归根到底是由于错误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造成的，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必须彻底解除“两个凡是”的束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一个正确态度。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之前，早在1977年4月，他就明确地说过“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先后几次提出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见。1978年5月，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久《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再次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这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邓小平既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又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从而解决了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并领导全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征程。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重大意义，就是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实际上是一场呼唤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从短期来看，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从长远来看，为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