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主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阻碍

经历了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做出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¹¹⁾，但“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在根本上得以纠正，并很快蔓延到政治领域。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再次遭遇严重挫折。

1.“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背景

1966年到1976年在我国发生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宁可牺牲一切，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总体上讲有两大原因：一是国际大环境的催化和刺激作用，一是国内小环境的滋生和蔓延因素。

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积弊，对“文化大革命”起到了诱发作用。“文化大革命”是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发动的，而这一理论是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系列变化密切相关的。1956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在大会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并提出了“和平过渡”的观点。随后，东欧各国也发生了诸如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的“十月流血事件”等政治风波。这些事件震撼了全世界，也影响了正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

第二，国内小范围社会矛盾被严重扩大化，对“文化大革命”起到了催化作用。以“三大改造”为主要方式，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结束后，中国经济又迅即进入盲目冒进的发展阶段，导致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某些紧张。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人聚众闹事和部分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现象。毛泽东高度警惕这些事件，认为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于是，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醒人们要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后来，根据国内的形势发展进一步指出：“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并始终认为“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在1962年8月和9月召开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谈到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误以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¹²⁾，从而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此后，1966年春，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做出极其严重的错误估计，认为农村、学校、工厂和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按照这种错误判断，毛泽东认为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揭发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由此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2.“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影响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内的领导权”。

“文化大革命”期间，工矿企业“停工停产闹革命”，极大地降低了经济产值。加上企业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派系斗争频繁发生，机器设备损坏和原材料浪费严重等多种原因，社会生产便基本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有的企业甚至停产达数年之久。学校停课“闹革命”，校舍、图书损坏严重，学生学不到基本的知识，文盲大量增多。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到22 580多万人⁽¹³⁾，毕业的学生也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学业水平，全国高等学校到1977年底至1978年才恢复考试和招生，整整耽误了一代青年。同时，文艺创作假、大、空，出版界萧条，人民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这些都给国家文教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建设继续向前迈进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后遗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文化大革命”造成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竟达到28 000多人⁽¹⁴⁾。这些冤假错案使不少战争年代忠贞不屈的老党员背负了不应有的罪名，遭到了极不人道的摧残，也使党的领导工作和社会的建设活动不得不面临困难和尴尬。

总之，“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乱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使中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管理混乱不堪，经济效益下降，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低水平徘徊。“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严重混淆敌我关系，国家政权遭到严重削弱，政府机关陷于瘫痪，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全面践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受到全面破坏，帮派体系林立，以帮代党。社会思想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毒害，在“左”倾思潮的催动下，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歪风邪气得以滋生蔓延；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惨遭全面破坏。

3.“文化大革命”的警示与启迪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运动之初，毛泽东曾设想以较短的时间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动荡不定的局势，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次次地修订时间表，但是于事无补，以致这场历史性的灾难，竟然绵延十年之久。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和民族终于从“十年浩劫”中解放出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朝阳又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党的文献的形式对“文化大革命”做了否定性评价，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将十年“文化大革命”作为反面教材进行剖析，对其伤痛进行仔细咀嚼，能够在整个民族付出沉痛代价的悲情之中冷静地反思历史，不仅能够得到警戒后世的教训，而且还能够得到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诸多启迪。

第一，“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首先，没有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就不可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文化大革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了一场向所谓“走资派”夺权的“全面内战”，使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使得来不易的建设成就丧失殆尽，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其次，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然而，“十年内乱”中，知识分子普遍被贬为“臭老九”，受到歧视和压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巨大干扰和破坏，中国经过艰苦努力才达到与世界先进水平逐步接近的许多领域，重归于落后。再次，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都是确保中国发展的重要途径，二者不能偏废。“十年内乱”期间，“四人帮”把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当作“崇洋媚外”来批判，挑起所谓“蜗牛事件”和“买船事件”，为开展国际交往设置重重障碍，使中国在日趋活跃的国际活动中闭目塞听，自缚手脚，错失交流发展之良机。

第二，辩证地看待“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及这些经验教训对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认真剖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和弊端，以客观的态度面对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¹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大革命”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反面教材。所以，邓小平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¹⁶⁾

其次，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领导干部，从领导岗位上被拉下来。逆境使他们跳出传统意识形态的框框，从更深层次上冷静而彻底地反思旧体制的弊端，对中国今后向何处去，发展的道路如何选择等关键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教育结果就是中国要改革开放。1988年7月1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时说：“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这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¹⁷⁾不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反思“文化大革命”时得到了启迪，而且人民群众也从“文化大革命”中体会到，只有破除旧体制创建新体制，中国才能真正发展起来，人民才能富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