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受到“大跃进”的影响和挑战

从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发展经济，建设繁荣富强新中国的高昂斗志，也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在胜利面前，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开始滋生骄傲自满情绪。从1957年下半年，地方不少领导干部开始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排斥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应有的认识，急于求成地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发展。而且，部分领导干部开始犯“左”倾错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大跃进”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误。

1.“大跃进”发动的社会背景

新中国完成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在激进和冒险的极“左”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脱离了正常轨道，出现了“大跃进”的非理性狂潮。“大跃进”是由国内各种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交互作用后造成的。

第一，从国内来看，主要是党和政府领导人由于经验不足坚持“赶超战略”，盲目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³⁾。毛泽东一直坚持认为新中国在经济上要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只有赶超才能从根本上战胜资本主义。在1956年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你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⁴⁾“赶超战略”一直影响着中央高层的思想和意识。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⁵⁾基于这点，党和政府认识上逐渐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左”倾错误也在党内蔓延。

第二，从国际环境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首先，是中美之间的实力悬殊给了中国共产党很大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贸易上禁运、军事上包围、外交上孤立的政策，无时不希望颠覆中国的人民共和国。如果我们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建设，不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安全就没有充分的保证。其次，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资本主义目标的提出和实践，作为一种国际气候，对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终促成了我党“大跃进”具体赶超目标的提出和实施。尤其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共领导人强烈地认识到要抵制大国沙文主义、摆脱别国控制，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加速进行经济建设，尽快地发展工业，率先实现赶超目标。由此，不仅促进了中国“大跃进”的产生，而且坚定了把“大跃进”进行到底的决心。

2.“大跃进”的形成及其影响

从1957年上半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下半年公开批判反冒进，到1958年大办钢铁，搞人民公社化，不久蔓延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和社会各个部门的全行业“大跃进”，到1960年底开始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为止，“大跃进”前后跨了三个年头。

1957年10～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随后在农村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认为国家已经“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并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奏响了“大跃进”的先声，但并未提出具体的内容。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错误地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在经济建设上既不保守又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严厉批判反冒进。在超越思想影响下，1958年，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要在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年到30年赶上美国”，可是随着反冒进运动的开展，超越指标不断提升，在1958年5月5～23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中提出：“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会议要求，建设速度要“成倍地、几倍地以至几十倍地超过过去的中国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总路线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但在实际宣传中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突出了一个“快”字，提出了“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中共八大会议以后，在对总路线进行断章取义的基础上，全国各地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此外，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也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高出许多——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了1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钢产量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各行各业普遍出现“跃进”的现象，不断大幅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领域，开始提出“以粮为纲”，要求五年、三年甚至一两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领域，开始提出“以钢为纲”，并且要求经过七年、五年甚至三年时间，中国要实现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将“跃进”浮夸到了极致。

由于中央的指标连连攀高，基层干部压力空前，浮夸风也泛滥起来，各地竞相放“卫星”，且高指标和浮夸风激起了虚报高产的浪潮。报刊舆论大加鼓吹和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错误口号，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的科学论断，争相报道所谓的“高产”新闻。广东汕头和贵州金沙分别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和3025斤的纪录。1958年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小麦8585斤，9月18日《人民日报》再次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水稻亩产130 434斤。

严重的浮夸风致使中央决策部门不能准确掌握国民经济的准确数据，难以对当时的经济水平做出科学的判定和决策，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加上报刊舆论对这种“繁荣”的推波助澜（《让河水倒流，让穷山变富》、《事在人为，地在人种》），党和政府误以为“大跃进”成效显著，坚信“人定胜天”、“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已经到来，进而制定了进一步跃进的决策，最终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例如，“大跃进”期间，为了大炼钢铁，完成1958年产钢1070万吨的指标，许多地方发动群众大搞土法炼钢（称为小土炉）。1958年9月，全国有5000万人参加大炼钢铁，建成小高炉、土高炉60万座。由于很多炼铁炉缺乏必要技术和条件，所炼钢铁都成了废铁，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源的浪费。

不可否认，三年“大跃进”期间，也取得一些成绩，如“建立了一批工业基地、工业部门，从反面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等”⁽⁶⁾。但是，它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首先，由于片面重视重工业，尤其是“以钢为纲，元帅升帐”，轻工业和农业严重滞后，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60年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粮食只有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下降26.4%；棉花2126万担，比1959年下降37.8%，都跌倒1951年的水平⁽⁷⁾。其次，“大跃进”期间，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战线拉得太长，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不当，积累率过高，导致经济效益下降，人民生活水平大为下降。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为389亿元，比1959年增加39亿元，1958～1960年三年总投资额为996亿元，比“一五”计划的五年总和还多81%⁽⁸⁾。然而，从“大跃进”发起的1958年到结束的1960年，三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的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和39.6%，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较高的平均积累率24.2%⁽⁹⁾。

总之，对三年“大跃进”进行总结性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得不偿失。对此，李先念在1979年1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对“大跃进”的经济损失进行估算的数字为1200亿元⁽¹⁰⁾，这个数字相当于1959年或1960年的国民总收入，等于6亿中国人民一年的劳动成果付之东流。

3.“大跃进”的纠正及其启示

随着“大跃进”的继续进行，各种弊端也日日显现出来，尤其是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和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使部分领导人对该场运动开始质疑，继而开始冷静思考。在1959年4月5日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李富春诚恳的做了自我检讨并承担了一部分责任。196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局面，各地又相继发生了浮肿病、死人的现象。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毛泽东等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先后支持召开多次会议要求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导下，逐步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1961年9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富春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原本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创，饥荒蔓延全国。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央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统一思想、鼓舞士气。与会者7118人，简称“七千人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强调凡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个负责的就是他。民主气氛将大会引向一种变局——人人批评自己，人人承担责任。大会结束后，党内重现久违的宽松和谐。七千人大会认真纠正和总结大跃进的错误，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具借鉴意义。

“大跃进”给我们的国家和广大人民带来了切肤之痛。而反思“大跃进”，从中可以总结出多方面的教训。

首先，“大跃进”违反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经济建设单凭主观愿望和建设热情是不够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否则，就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做到综合平衡，是任何国家发展经济都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点的原则，把路线、方针、政策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我们要科学地分析国情，认清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

其次，“大跃进”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说大话搞弄虚作假。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业，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国情实事求是地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正如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直言：“人们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上下不通气的后果是工作中的错误长期不被发现，因而长期拖延不能改正。”“大跃进”告诫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按规律办事。

再次，“大跃进”在所有制问题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级”，快过渡。事实证明，改革所有制形式和结构，不是越大越公越好，而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绝不能单凭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如果超越生产力的现实水平，主观地、盲目地追求生产关系所有制的“先进”，采取不断地变革所有制的办法来谋求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甚至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那就必将受到惩罚。

历史证明，“大跃进”是我们党在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也是一场全局性的战略失误。对此，万里曾在1984年8月指出：“‘多快好省’本来是毛主席提的，这是很好的提法，但犯了战略错误，结果却是少慢差费。”因此，“大跃进”最终作为不成功的一场实践，以铁的事实和巨大的代价，警醒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实事求是基础上，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只能是欲速则不达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