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主义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挣扎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和短期发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局限性和中国的基本国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在中国没有走通。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排斥，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到1949年，整个民族资本也不过只有20.08亿元人民币的规模。

为什么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和壮大？资本主义在中国只能发芽，却不能开花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国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条件

从政治上讲，清王朝是一个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地主阶级专制的封建帝国，辛亥革命后代之而起的北洋军阀政府仍然是地主、官僚、军阀的专政。同时，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操纵，已成为它们的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地位，只能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存在。从经济上讲，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虽逐步瓦解，但封建生产关系依然在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民族资本主义在发展中既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摧残，又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资本主义发展的规模和作用还不能构成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成分。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一个是要拥有大量虽有人身自由但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另一个是少数人手中积累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所必需的一定量的货币财富。西方用两个方法，创造出了这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完成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造出大批一无所有而只能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和一小撮掌握着基本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另一个是通过世界范围的殖民掠夺、殖民扩张，来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积累大量财富。他们“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²⁾。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以上两个条件都很难形成。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通过对外掠夺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即使中国在政治上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只要追求资本主义，就会在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支配下，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而无法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进行胜利的竞争。即使“发展”起来，也只能是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外围”和“附庸”而存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致力于发展资本主义，确实搞起了一些资本主义家底，但在列强的打击和竞争下，最终都只能败下阵来，其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中国无法提供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所造成的民族独立的丧失，既决定了中国不能独立地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也就决定了中国不能靠资本主义去赢得民族的独立，更不可能依靠资本主义去实现民族复兴。这是近代中国根本性的历史经验，也是帝国主义扩张发展历史所展示出的一大客观规律。

2.外国垄断资本的肆意扩张，抑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从来不会满足于、局限于本国的舞台。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总是驱使着资本从本国向整个世界无限扩展。因而，资本必然在越出国界的同时，借助各种经济形式和物质手段，使各国生产关系联结在一起，以形成世界范围的资本市场。西方资本主义的这种国际化扩展，必然抑制东方落后国家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而使其永久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基地。对此，爱泼斯坦曾指出，“正是世界资本主义本身，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封闭了像中国和类似国家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使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选择，也即是当今一些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一切历史上的‘如果’，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³⁾。近代以来，中国一再地向西方学习，一再地选择资本主义，但却老是遭到“先生”的侵略，老是被“先生”用炮舰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所压迫、所束缚。美国亨利·亚当姆斯曾以“西方文明”代言人身份，直白地承认，为了保障列强的国内经济秩序和安全，“必须征服亚洲”，“决不能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如果容许中国和亚洲独立地去开发自己的资源”，“如果容许在太平洋彼岸……以无尽宝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资料为供应的民族工业体系成功地组织起来，对西方文明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罪行”⁽⁴⁾。因此，帝国主义必然要向中国输出资本。而且这种输出在客观上确实会引起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根本目的却是要压迫中国，不让中国走向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国近代以来，“先生”老是侵略“学生”，阻止“学生”赶上自己，其最深刻的原因就在这里。因此，向西方学习，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正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扩张当中，近代中国国内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深刻社会问题，并最终导致中国陷入灾难性的困境中。

第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从中国国内基本情况来看，封建势力的存在是以外国帝国主义列强为靠山的。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它们不惜出卖国家权力，从而使外国资本势力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延伸。中国被推到了帝国主义任意宰割和奴役的地位，失去了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帝国主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对中国进行极其残酷的榨取和掠夺。从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十年间，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扩展，并且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经济命脉。抗战前夕，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即控制了煤产量的55.2%，采煤量的77.4%，冶铁工业的95%，石油工业的99%，发电量的77.1%。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此外，外国银行资产也要比华商银行多1/3。外国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主要的轻工业。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就在帝国主义的高压下渐渐丧失了生存的基础和条件。

第二，中国国弱民穷加上国内空闲资金流向海外，没有足够发展本国民族工业的资金。由于中国政治腐败，不论是清王朝还是北洋军阀政府，都背负着大量的赔款和外债，都豢养着一批鱼肉百姓、损公肥己的官僚和军阀。因此国家贫穷，经济凋敝，财政枯竭。中国不能走也走不了像英美日等国掠夺别国人民的致富道路。另外，由于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根基牢固，社会上的空闲资金源源流向购置土地，而很少投资于工业。购买土地可获得高额地租，又是搬不走的财产，而投资工业、经商、放债都要担风险。所以不仅大小军阀、官僚贪赃枉法，大肆敛财购置田产，连商人、工业资本家也抽调资金转向购买土地，分散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