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辉煌的改革开放之路在徘徊中起步

“十年内乱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混乱现象极其严重。而从粉碎‘四人帮’到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间，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是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拨乱反正呈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⁴⁾。面对困境和压力，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国内状况和世界大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智大勇，坚定地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党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中深刻认识到，要摆脱我们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要加快改变中国的面貌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必须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必须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通过开放，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1978年我们党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序幕拉开了，全面改革的进程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势不可当地展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

1.在拨乱反正中推进国民经济的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不仅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而且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错误批判、处理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的代表人物恢复了名誉，复查和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采取措施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将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劳动者同工商业者区分开来，认真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等等。这一切措施，为有效地调动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实现改革开放和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前两年中出现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1979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施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会议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必须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这一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经过两年的努力，国民经形势明显好转。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3%。到1982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270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增长了1倍；城市家庭人均可用于生活消费的收入500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增加了38.3%。

2.对内改革的格局初步形成

自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并且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为了总结过去6年的历史性胜利，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所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共十二大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根据邓小平的设想，进一步提出了国内工农业生产总值在本世纪末“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中共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农村经济的龙头，给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做出和实施，使经济体制改革以城市为重点全面展开。

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成功地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伟大转变。它开始把中国带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轨道，并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永远载入史册。

3.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面对西方高速发展的经济，在深感中国已经落后的同时，他深刻地认识到：“环顾全球，今天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闭关自守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中国的希望，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通过对外开放，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被写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为消除我国长期封闭式发展经济的弊端，我国对外开放的脚步也越来越大。根据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差距大的特点，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区域开放、梯次递进、逐步扩大。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谈了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提出广东省委希望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听取汇报后非常兴奋，提出了“办一个特区”的意见：“还是叫特区好，过去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5月5日，广东省委具体提出《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这不仅是第一份关于兴办特区的设想方案，同时也是“特区”一词第一次在正式的文件中出现。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1979）50号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先在深圳、珠海创办“出口特区”。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并于靠近香港新界的地段设立经济特区。1983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海南岛建立经济特区，尝试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给予较多的自主权，以加速海南岛的开发。1988年4月13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我国沿海经济特区的建立，为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对外开放的早期格局中，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等对外开放区域，除了当好改革的“排头兵”和开放中的“窗口”和“桥头堡”之外，还在增加资本积累，增强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为内地创造了广泛的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外开放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客观要求。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是我国执行对外开放方针的第二步重大战略决策，在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沿海部分城市会议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城市。大连、天津、秦皇岛、青岛、烟台、上海、南通、连云港、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共14个沿海港口城市获得了经济特区的部分优惠政策，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使中国得以迅速加入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不仅可以有效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而且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枢纽和桥梁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外引内联，促进外贸出口的发展，而且可以发挥其科技发达和信息灵通的优势，推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使中国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机会，用全球经济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1985年2月之后，我国政府采取了加速沿海开放区的重要战略部署，先是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继而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在我国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和经济开放区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这些城市的自主权，给外商以优惠待遇，促使这些城市发展得更快一些。

至此，中国东南沿海对外开放的区域已从经济特区几个“点”发展成由许多点连成的“线”了，进而形成了极大相得益彰的“面”。对外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封闭发展的格局，破除了中国部分人的狭隘的发展视角，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开了新的思路，为实现我国经济同世界市场全面接轨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