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伟大的思想转折

十年内乱结束后，被“文化大革命”颠倒的是非观念得到纠正，被“文化大革命”搅乱的价值观念得到清理。清醒后的中国人民开始思考国家的发展该何去何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肩负拯救深陷内乱之苦的国家和人民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的解放着手，开始探究振兴民族发展的新历程，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逐步形成新的指导思想。

1.对“两个凡是”的批评

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2.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成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先声。1978年5月，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久《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支持把讨论引向深入，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¹⁾这就把是否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高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提高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与失败的高度。在倡导和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同时，邓小平对实践标准进行了深化和具体化，提出了生产力标准。1978年9月，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生活文化的改善上。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做了思想理论准备。

3.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思想路线问题是重要的政治问题，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思想路线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因此，邓小平指出：“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²⁾这一论断，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想高度，阐明了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决定作用。

1978年11～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特别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这个讲话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个宣言书。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且断然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邓小平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³⁾

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从两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第一，科学地界定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第二，科学地分析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一致性，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前提，实事求是是目的和归宿。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就在于实事求是，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

4.四项基本原则的确立

在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了一些思想动向。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但是，在思想领域依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一部分人中，仍然存在着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阻碍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另一方面，极少数“四人帮”的党羽，利用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的机会和“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趁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错误加以夸大和渲染，宣扬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右的方面歪曲和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在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给以支持。

在以上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造成了一部分青年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讲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对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和影响，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邓小平提醒全党注意那种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一小部分人中蔓延，他指出，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上述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的。邓小平还论述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完整的指导原则，论述了它的核心。他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强调指出，每个共产党员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

5.全面评价和总结新中国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十分重视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党。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党的历史上，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着眼于时代要求和社会实践，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遇到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指导作用，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科学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做出历史性结论，以便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邓小平在领导党和国家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用极大的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讨论和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决议》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全面、客观、准确的总结，从而分清了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维护了党和人民的团结，为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决议》还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总结为10条经验，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已经逐步确立。

《决议》起草和通过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里做出这样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议，体现出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成熟和远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反省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道路的能力。《决议》还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我们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顺利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伟大转折，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