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纠正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了，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探索的过程中，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思想，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尚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甚至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与此同时，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作品、作者和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形成了愈来愈严重的“左”倾偏差，以致最终导致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出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寻找一条途径。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做出了严重的错误估计，甚至认为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毛泽东晚年提出的这些理论及其实践严重地背离了客观实际，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并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国内形势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都是错误的。

1.“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内乱局面

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它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进入了单纯从政治角度观察和解决政治问题的极“左”年代，在国内形成持续十年的严重内乱局势。依据内乱的发展态势和表现状况，十年内乱前后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第二，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⁴⁾。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三，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紧接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形势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⁵⁾。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历史再一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它所提供的教训是极为沉痛和深刻的。所幸的是，严重的错误和挫折并没有摧毁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能够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并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彻底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历史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较强的自我净化、自我发展的能力，是一个摧不垮、打不到的先进政党。

2.党内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内乱的抵制和抗争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抵制、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1970年9月，林彪集团秘密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未遂，遂乘机仓皇出逃，最后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叛逃这一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林彪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产生了怀疑。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之间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压抑地迅速喷发。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也正是由于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降到最低；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

3.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与纠正

毛泽东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对这场运动做过多次反思。

首先，毛泽东一直在对“文化大革命”各个阶段的做法和措施进行可行性分析和反思。1967年，在会见外国元首时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都对其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解释。1967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谈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同时，他也指出，“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⁶⁾。从毛泽东的解释可以看出，他用实践（试验）的心态对“文化大革命”各项措施的可行性在进行深入思考。不仅如此，他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可行性也在进行深入思考。1975年11月3日，也就是毛泽东逝世前一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⁷⁾。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自己病重时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⁸⁾。

其次，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在政治领域的错误行为进行部分纠正。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全面夺权”阶段，造成了更严重的政治混乱。为了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毛泽东决定由人民解放军发挥稳定局面的作用。人民解放军在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任务中，对于稳定局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同时，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等地时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⁹⁾。

再次，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在文化领域的破坏行为进行部分纠正。文化领域和教育领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高等教育所受的破坏尤其严重。为了减少“文化大革命”对文化领域的影响，毛泽东同样做出了努力，竭力进行纠正和补救。一方面，为了纠正废除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为招收工农兵学员过程中的招生违规现象，毛泽东于1972年批准下发《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对高校招生和教学的严重影响，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和减少了这种损失。此外，出版、文学、艺术等工作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极“左”思潮对出版工作影响很大，书店里没有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籍。为改变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期间，批示同意出版口领导小组呈交的《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实施，并于1975年提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¹⁰⁾

除了在政治、文教领域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行为进行部分纠正之外，毛泽东还在经济、外交、军队等各个领域，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和部分补救工作。尽管“文化大革命”在“四人帮”操纵之下，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但是，毛泽东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和纠正的过程中，多次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