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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六十年
1.2.1.5.1 (一)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一)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把握了中国国情,开拓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1.以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独立领导革命的新道路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鲜明的坚持革命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在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方针后,怎样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武装斗争应走什么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又一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领导的100多次武装起义,受俄国革命模式的影响,其指导思想是“城市中心论”。南昌起义以夺取广州为目的;秋收起义是以夺取湖南长沙为主要目标;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并企图以工人和士兵的力量来守卫广州。其他的起义在城市则是发动城市暴动,在农村则是企图进攻城市。所有以城市为中心的起义都失败。这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势力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沿海大城市。在革命转入低潮的情况下,重新占领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已经不可能了,中国的武装斗争,必须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在农村开辟新的道路。毛泽东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不仅表现了他政治上的极大坚定性,而且表现了他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伟大的创新精神。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将部队带到了浏阳文家市,在那里,他主张改变计划,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发,先求得生存,然后积蓄革命力量,这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于是,部队开始向敌人统治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转移。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永新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开始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10月2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指引革命前进的星星之火。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带有决定意义的成就,成为在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形势下,把革命的退却与革命的进攻结合起来的典范,成为中国共产党完成革命转型的起点。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在农村聚集和发展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到1930年前后,全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形成了燎原之势,全国先后建立了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遍布全国十多个省300多个县,红军发展到13个军,连同地方革命武装近10万人。

2.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伟大实践

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此,毛泽东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和井冈山斗争经验,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1938年作了更加完整地论述。

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只能走在乡村积聚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给以科学的阐明,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三者密切结合,奠定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基础。在领导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的视野更加开阔,经验更加丰富,在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把根据地的发展同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从敌强我弱的形势和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以农村为中心,在农村开展游击战,建立和发展工农政权,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待条件成熟后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从而产生了理论上的飞跃,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基本形成。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始,是中国革命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人自己的路的转变,它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仅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还要同国际共运和党内的“左”、右倾错误作斗争,特别是同“左”的错误作斗争。“左”倾冒险主义发展的恶果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除陕甘、川陕根据地外,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濒临绝境。随着长征初期红军军事上的一再失利,人们痛定思痛,不克服“左”倾思想和“左”倾军事战略方针,不改变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这一转变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实现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下,一反以前的被动局面,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云、贵、川边界展开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甩掉紧追其后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征服了雪山草地。在1935年6月与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继续北上。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陆续到达甘肃会宁,毛泽东派红一方面军来迎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至此,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宣告结束。

红军长征,是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英雄史诗。长征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对革命前途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有了希望。它是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转变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关键。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

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武装是抗战的中坚力量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发起战略进攻。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对照。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的抗战路线,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决定了党所领导的军队实行军事战略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化。这是共产党为全国人民指出的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具体道路,它为实现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战胜利成为人民胜利的结局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在:

第一,人民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开辟敌后战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一起奋战,开展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4万多人根据国共两党协议,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与国民党军队协同作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胜利。不久,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约1万多人,改编为新四军,奔赴华中抗日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人民群众,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把敌人的后方变成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钳制着侵华日军大量的兵力,加剧了日军战线长和兵力不足的矛盾,这就迫使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后,不得不中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这就直接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第二,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认识到敌后战场的潜在力量和对其威胁的现实,将其战略重点转移到敌后战场,企图扑灭游击战争,以巩固其占领区;因此,敌后解放区抗击着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大部分伪军。人民军队先后建立了晋察冀、冀中、晋冀豫、晋绥、山东、苏南、苏北、淮南、皖东、东江和琼崖等抗日根据地,人口已达1亿。到1940年,人民军队已发展至50万人。1940年8~12月,华北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鼓舞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斗志,敌后解放区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第三,人民革命力量的大发展。从1944年起,敌后战场各根据地先后转入了对敌人的局部反攻,消灭了大量的敌军,收复了大片国土,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各根据地的联系,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寇占领的大多数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战略包围,为我军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决地进行了抗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战场的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从1937年9月~1945年10月,共对敌作战125万多次;歼灭日伪军170多万,缴获各种枪支69万支,各种炮1800多门,有近1亿人口的根据地,并使大后方2亿人民所在的地方没有被敌人占领,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摧残。经过8年抗战,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发展,正规军达到120万人,民兵达到220万人,共产党员人数发展至120万。人民军队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更是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经过抗日战争,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得到了空前提高,这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4.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建国的意愿,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样,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斗争,就成为战后国内一切问题的焦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中华各族人民对和平的渴望,背信弃义,利用美国援助的各种新式武器,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但是,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蒋介石数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竟然在三年之间就被人数和武器都占劣势的解放军打败了。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将西南、西北的大批国民党军队紧急调往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完成内战部署之后,即于1946年6月底下令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以此为起点,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上都占据优势,总兵力达430万人,其中正规军200万,并控制着3亿人口以上的地区,以及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和铁路交通线,又有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而人民解放军只有130多万人,其中正规军61万,且装备落后,解放区人口1.3亿,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又无任何外援。

为了战胜敌人,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紧握和平民主的旗帜,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经济上,努力生产,力戒浪费,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足于支援战争的长远打算。在军事上,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在作战方法上一般采取运动战。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以外,注意团结中间分子,孤立好战分子,特别是在农村,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肯定和批准农民用减租清算的方法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要求和正义行动,规定了不得侵犯中农、保护工商业等政策,推动了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迅速开展,使人民解放战争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有力支持。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内线作战中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共歼敌112万人,自己发展到190万人。国民党军队已被迫转入全面防御;依据敌我力量的消长和形势变化,中共中央认为应当抓住时机,由局部反攻直接转入全国性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不仅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转折点,也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亡的转折点。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适时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口号。这个口号集中体现了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奋斗目标和政治方向。中共中央抓住时机,正确选择了战略决战的方向,适时地组织了巨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性质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

三大战役既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惊天动地的壮举。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三大战役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保证了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