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提供思想和理论指导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诞生，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性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的需要，满足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需要。当时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背景对新的领导力量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需要之外，还有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无产阶级，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为中国民主革命提供系统而科学的思想指导。

1.新文化运动影响力的深化和扩展需要先进组织加以引导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复辟丑剧一幕幕上演，人民群众的思想面貌触动与改变不大。革命党人被迫逃亡国外，这场革命失败的原因？为此，他们还特别是和外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认真比较。为了从思想上影响人们的革命意识和观念，启蒙思想家们纷纷登上文化革命的舞台，由文化革命来促进政治革命。代表中国人民新觉醒的，以民主和科学为两大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便从1915年9月陈独秀（1880—1942）创办的《青年杂志》（从第二期开始改为《新青年》）为号角逐渐发展起来。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胡适等人，对封建礼教和孔子学说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开展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新青年》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当爱国运动行将到来时，陈独秀又与李大钊等在1918年12月22日创办了《每周评论》，及时地揭露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介绍世界革命的情况。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消息传来的时候，陈独秀撰文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解决”⁽⁷⁾。他说：“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⁸⁾陈独秀根据运动的发展情况，又在1919年6月11日亲自撰写和散发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对北京政府“根本之改造”，由此把运动引向深入。《北京市民宣言》中说：“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到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范畴，不能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但是，它沉重地打击了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激起了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这就为人们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条件。“同时，新文化运动还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它使广大青年从封建教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运动。正因为有了这样一场革命，才有各种新思潮的滚滚而来，也才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次思想的解放，才会迎来一场空前的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的到来”⁽⁹⁾。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先进分子，开始从向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寻找出路转向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逐渐形成了一批赞成俄国革命和主张走俄国道路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于1918年7月1日，发表了中国人民歌颂十月革命的第一篇论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他论述十月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时指出，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启发中国人民“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同年11月他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论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新的革命斗争方向。

从1918年到1919年初，《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陆续发表和译载了一些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俄国、工人运动和世界革命的文章。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闭锁的思想领域，打开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眼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其影响力在中国逐步扩展和深入。在新文化运动继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就成为客观而迫切的需要。

2.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先进组织给予理论指导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其直接导火索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因战时参加协约国一方，也派代表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帝国主义无视中国的正当要求，竟将德国在山东所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惊。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5月4日，北京十几所大专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集会进行示威游行，要求北洋政府拒签和约，并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学生运动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一度陷于低潮。6月3日学生再次走上街头，大批学生又被逮捕，这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6月5日上海工人首先罢工，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响应相继罢工，这样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向上海，斗争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22个省，120多个城市，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有广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对运动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与过去相比，其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大大提高，工人阶级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而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他们坚持反帝反封建方向，发挥了领导和骨干作用。李大钊、陈独秀便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他们据以指导运动的理论武器，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所指引的方向，不但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且必然包含着把这一革命引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一批先进分子由于在斗争中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伟大力量，积极投身到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启发广大工人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它在思想上、干部上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准备，而且也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出了客观需求。由于作为革命主力的中国工人阶级缺乏先进的理论指导，未来的工人运动发展方向、运动的组织形式都特别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来领导。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实施的坚强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满足了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

3.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需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零星地、片断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但限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传播开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工人阶级这时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开始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从1918年夏天起，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

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刊登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连载了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这是中国人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第一次比较完整的介绍。在广大青年和一些进步社团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现了高潮，并日益发展为一种明显的趋势和思想主流，产生了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中，仅仅依靠单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在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更加系统。到1920年前后，各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出版各种刊物和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知识的宣传，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敌对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积极开展教育、宣传和组织工作。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推进到更加系统指导中国革命的更高阶段，需要创建强有力的政党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力量统合起来，以进一步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这样，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的传播机构就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