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彻底破产

中国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下，在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只能在夹缝中缓慢爬行。软弱而脆弱的资产阶级，迫切希望能够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被动地位，妄图通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挽救处于危亡边缘的中华民族，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但是，在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的情况下，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幻想最终只能成为泡影。

历经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劫难的中国人民，在看到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灾难，并在战后再次遭到资本主义列强背信弃义的欺凌时，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与排斥感情。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的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在长达二十二年的时间内，把中国拖到了绝境。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国，人民大众对资本主义绝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1.中国不具备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环境

中国是封建社会经历时间最长、封建制度最完备的农业大国。在两三千年的自然经济怪圈中，社会财富除供少数统治者奢侈挥霍外，只能在田产的再分配中形成小循环；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和宗法制度相结合，一方面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另一方面也使农民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以儒学为正统的意识形态长期标榜的“重农抑商”和历代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又严重束缚了商业的发展，中国的商业一直是为调剂余缺服务，始终没有形成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循环系统。这在客观上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再加上封建中国长期形成的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也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中国仍然还在沿袭着封建王朝的互相更替。因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尽管早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就已经有了，但始终未能破土而出。

2.中国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的产生需要三个条件：货币资本的积累、商品市场的形成、自由劳动力的出现。这些条件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完成的。”⁽²⁾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是中国被迫开国的结果，在中国已经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经过资本原始积累的全过程，起点低、基础薄弱。中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不可能有海外掠夺，没有海外积累的源泉。货币财富大部分被外国势力和封建势力所占有，投资近代企业转化为资本的货币财富极其有限。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出现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经济结构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自然经济始终未被真正打破，造成商品市场狭窄，要素市场不全，商品经济无法活跃起来。不仅如此，中国资本主义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在它还未产生前的提前结合，使得资本主义产生的起点非常保守，洋务运动并非政府全体一致的行动，只是在军事和经济某些方面的孤零零的表演，并未触动国家和社会经济体制，而只是要把资本主义的果实搬到这个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社会结构中来。如此，它刚一产生便依赖和受制于外来的侵略势力。任何一场政治革命都以思想革命作为先导，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由于不是内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没有思想启蒙为先导，这种产生的逆向特点，是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的原因之一。封建文化传统和习俗根深蒂固，没有思想上、舆论上、人才上的充分准备，没有广大群众的觉醒，要想推动任何新的改革都很困难。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参与夺取政权的斗争先后失败。而没有能力解决国家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也就不可能造就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前提。

3.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有力支持

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候，正是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候。国际资本主义这时已开始从发展走向争夺、从进步走向反动，殖民地被瓜分完毕，反对和镇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其主要任务。帝国主义国家联合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使戊戌变法流产。从19世纪7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直至新中国的建立，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对任何一种进步，都始终扮演着阻碍、反对、干涉、镇压的角色。在如此恶劣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资本主义怎能不步履维艰，资本主义在中国又怎能行得通呢？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联合专政，造就了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动摇性，使他们不能获得国家政权，因而也无法保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却凭借其政权的力量保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面临种种障碍。其一是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殖民统治。他们先是限制机器进口，继而控制中国的市场，通过商品倾销，利用价格优势和压价竞争，排挤和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帝国主义掌握了对中国民族工业生杀予夺的经济实力。民族资本家不仅在机器设备上要依赖外国，连产品销售、资金融通、能源供应方面也要依赖外国，甚至连一些原材料如棉花和小麦也要进口。其二是本国的封建势力。无论是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新军阀政府，他们都千方百计地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由于地租和高利贷剥削较为保险，利率又高于工业投资，因此社会资金的流向主要的不是近代工矿业，而是购买土地和放高利贷，民族工业想要扩大再生产十分困难。封建统治者又实行“抑民奉外”政策，对洋商洋货只收海关税和子口税⁽³⁾。华商洋商负担差别如此之大，致使民族工业完全丧失了竞争能力。其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官僚资本的基本形态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发展壮大依靠的是政治强力、举借外债、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实行战时经济统治、通货恶性膨胀、大发战争财和国难财等超经济手段巧取豪夺而来的。在官僚资本膨胀之时，民族资本出现严重滑坡。1927年前上海民族资本办的工厂1295家，到1931年只剩下795家。1946～1947年上海、重庆、汉口等20多个城市的工厂商店有27 000多家倒闭。

中国资本主义在上述三座大山的重压下，在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只能在夹缝中缓慢生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起伏曲折、速度缓慢、实力微弱，而且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极少，缺乏建立独立经济体系的基础；分布过度集中且不合理；近代交通和近代农业不能与近代工业协调发展；近代商业和近代金融畸形发展，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中国资本主义的软弱、脆弱和落后。正是因为这种软弱、脆弱和落后，使中国资产阶级在参与政权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先后失败。反过来，又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取得政权，在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的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幻想只能成为泡影。”⁽⁴⁾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本加厉地对中国推行经济侵略和政治控制的政策，以北洋军阀为政治代表的封建势力正对全国人民实行着严酷的统治；力量极为薄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空有在中国发展工商业的愿望，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没有力量能够改变中国政治力量对比的现状，没有办法把中国引上一条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更没有能力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于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完成、也没有能力完成的革命任务便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便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斗争。民主革命既然由无产阶级领导，那么无产阶级从本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它的前途就不会再去争取资本主义，而是争取社会主义了。同时，在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做出的历史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