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产阶级共和方案的尝试与失败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曾经获得过两次较为短暂的发展时期，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始梦想着能够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政体，以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宣布南京临时政府的建国方针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而且《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具体规定临时政府的内政、外交方针：在内政方面，要求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财政统一，反对民族压迫和分裂割据；在外交方面，孙中山明确主张海关自主与反对领事裁判权。南京临时政府又发表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

1912年3月18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性质，明确规定要在中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临时约法》又规定，“中华民国人员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迁徙、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民主权利。当然，《临时约法》是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明显具有剥削阶级烙印。但是，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否定了两千余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和民主性，为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权利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法律依据。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政权中占有领导和主体的地位。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相当程度上也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南京政府也有它的局限性。一是在“中华民国”的《告友邦书》中，南京政府企图用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债务，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国”的承认。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过程中既表现出了勇敢性和民族精神，又暴露出了软弱性和妥协态度。

由于在武昌起义和各省政权更迭过程中，部分省份旧官僚和立宪派实际上改头换面地维持着旧政权；有些省份虽是革命党人掌权，但这些人很快蜕变为新军阀、新官僚。所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建立起牢固的基础，在它的内部和外部都潜伏着深刻的危机。总之，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某种巨大的成功，但仍然是以失败而告终。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列强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不断对它施加压力，并极力扶植拥有军事实力的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以扼杀革命。革命阵营内部的立宪派、旧官僚和各种投机分子也竭力拥护袁世凯。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在取得政权之后日趋涣散，内部矛盾日益严重，妥协倾向不断滋长。在此背景下，开始了南北和谈。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将让位于他的保证之后，加紧向清廷逼宫。1912年2月，清帝被迫宣布退位，孙中山随之辞职，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并在京津等地制造兵变，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就职，迫使革命党人放弃了建都南京的主张。1912年4月1日，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政权落到袁世凯的手中。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在政治上建立起施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剥夺了《临时约法》规定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种政治权利，任意逮捕、杀害革命党人和无辜民众；在经济上，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想盛行，通过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等命令，攻击民主共和，宣传封建伦常，要求避免“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总之，北洋军阀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反攻倒算。中国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梦想破灭了。

近代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具有顽强的革命精神，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不断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并始终坚持奋斗，不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在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找到救国救民的真正出路。护法运动的失败不仅是孙中山个人的失败，也标志着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陷入绝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