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单元　明清诗文

明清数百年间，文学主流为小说、戏剧，诗文创作处于低潮时期。

明初诗文宗古倾向严重，缺少大家气度。诗人以“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为代表，高启诗作为明代诗歌“冠冕”；散文有宋濂、刘基、王祎、方孝儒四大家。明中诗文出现四大流派。复古派的代表人物是“前七子”中的李梦阳、何景明和“后七子”中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运动由李梦阳创其原则，何景明加以修正，李攀龙示其实例，王世贞完成复古运动的体系。唐宋派推崇唐宋散文，对抗拟古风气，代表人物是王慎中（首开反复古风气）、唐顺之（创立“本色论”）、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和归有光（树立创作样板）。万历年间公安派与竟陵派崛起，公安派以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为代表，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诗文创作求“变”、求“真”、求“新”。竟陵派以钟惺和谭元春为代表，标举“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追求“孤”和“静”的境界。与谭元春同时期的徐宏祖所著《徐霞客游记》，兼具地理与文学价值。受公安、竟陵两派影响的诗文作家以张岱最为著名，其山水小品短小隽永，为晚明小品绝唱。明末复社、几社作家的爱国诗文创作活跃，复社以张溥为首，几社以陈子龙、夏允彝为首，陈子龙的诗歌创作为明代诗歌的“殿军”。明散曲发展了元散曲中的隐逸思想，多表现闲适情趣，代表作家为陈铎、冯惟敏。明中叶以后，民间出现了大量的俗曲、歌谣，民歌有“我明一绝”之称。

清代诗文理论繁荣，有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王士祯的“神韵”说和袁枚的“性灵”说等。诗文创作有三大亮点：顾炎武的诗、纳兰性德的词和桐城派的散文。清前期诗文创作富于时代精神，多写家国之感，兴亡之恨。代表作家有：国初三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诗歌悲壮激越，雄深沉毅，有风霜之气），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屈大均诗词有骨有识，悲凉慷慨），散文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侯方域才富气盛，为文恣肆），江左三大家（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诗文工丽，开一代诗风）。康雍年间诗人王士祯、词人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卓然成家；“阳羡词派”主将陈维崧，其词波澜壮阔，气魄雄伟；纳兰性德词风接近李煜，缠绵婉约，哀感顽艳。清中后期诗文创作成就卓著的有：追步明公安派，主张诗写“性情”，开乾嘉诗文新格局的袁枚；桐城派散文的领袖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方苞为桐城派奠基人（提出“义法”说），刘大櫆为中坚（提出“神气”说），姚鼐为集大成者（提出“意气”说），姚鼐散文雅洁朴素，成就最高。桐城派别支“阳湖派”的恽敬、张惠言，姚鼐的学生梅曾亮、管同以及后来的湖湘派（曾国藩为代表）延续桐城派传统，流波余韵直至新文化运动。

晚清诗文的重要作家有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秋瑾、柳亚子。龚自珍打破清中叶以来诗文沉寂的局面，诗文创作带有民族色彩和浪漫气息，首开近代文学风气；黄遵宪自觉地创作“新诗体”，诗歌豪迈奔放、博大宏深，有“诗界哥伦布”之誉；梁启超的时评议论纵横、平易畅达，首创“报章体”；秋瑾的诗作抒发革命和爱国激情，朴实自如、朗丽高亢；柳亚子的诗歌鼓吹反清革命，激昂豪宕，凝重稳健，为“南社”革命诗歌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