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单元　汉魏六朝诗文

汉魏六朝800余年，文学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两汉时期，汉赋、乐府诗和历史散文是主要文学样式。西汉直承荀卿赋与楚辞，完成了汉赋体制的创造，并获得蓬勃的发展。汉赋的发展分为骚体赋（初期）、散体大赋（中期）、抒情小赋（后期）三个时期。骚体赋是楚辞的余绪，贾谊的《鸟赋》可为代表；枚乘的《七发》标志着大赋的形成，大赋以铺张扬厉、描景状物为主要特色，重要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和《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抒情小赋抛弃大赋的体物倾向，又回到抒情路上来，代表作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这个时期历史散文获得了突出成就，史传文学的创造是历史散文的一个飞跃发展。代表两汉历史散文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另一部历史名著是班固的《后汉书》，它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成就稍逊于《史记》。除历史散文外，还有子书（刘安的《淮南子》、刘向的《说苑》、赵晔的《吴越春秋》等）、书札（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政论（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王充的《论衡》等）。东汉在沿用先秦四言诗体的同时出现了五言诗，五言多见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汉乐府是我国诗歌继楚辞后的一种新发展，它的出现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汉乐府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也是现实主义诗歌发展的重要标志。东汉末期出现的《古诗十九首》，显示了五言诗在艺术上的成熟，有“五言之冠冕”之誉，为建安诗歌前奏。

魏晋南北朝时代，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出现了“俊才云蒸”的盛况，诗歌、辞赋、骈文、散文、小说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建安时期的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和蔡琰等重要诗人，掀起文人诗歌创作高潮，形成“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曹植成就最大，为“建安之杰”。魏晋诗歌抒写个人忧愤的居多，代表诗人有阮籍、嵇康、左思、刘琨、郭璞、陶渊明等。陶渊明是第一个大力创作田园诗的诗人。南朝出现了以谢灵运作品为代表的山水诗，鲍照在七言乐府上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完成了从五言到七言的转变。南朝后期出现的永明体是我国格律诗的开端，代表诗人是谢朓。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最后一个卓有成就的诗人。南北朝乐府民歌名篇有抒情诗《西洲曲》（南朝）和叙事诗《木兰诗》（北朝），《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被称为乐府的“双璧”。

魏晋辞赋进一步向抒情咏物小赋发展，王粲、曹植、鲍照、谢庄、江淹等皆有小赋精品（如《登楼赋》、《洛神赋》、《月赋》、《别赋》）。曹操、诸葛亮的散文（如《让县自明本志令》、《出师表》）代表了建安散文的成就，嵇康、陶渊明的散文（如《与山巨源绝交书》、《桃花源记》）则为晋代散文之翘楚。六朝散文向骈文方向转化，孔稚珪、庾信等写出一批骈体美文。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鲍照、吴均、丘迟、陶弘景等人的书信体散文带来了山水散文的勃兴。此时期的文论著作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