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创建统一经济制度

秦帝国统一文明的另一个基本面是创建了统一的经济制度。帝国对经济制度的整合统一，主要在四个基本方面：土地制度、生产制度、货币制度、标准度量制度。让我们来相对具体地看看这些方面的统一改制。

（1）第一方面，确立全面的新土地私有制度

战国时代，土地私有制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私有制的主体，最主要的是三个阶层：新兴大地主阶层，中小地主阶层，自由民阶层。历经战国两百余年深刻普遍的变法运动，各大战国基本上都进入了新兴的土地私有制时代。但是，由于战争频发，由于各国变法程度不同、政策不同、政治清明程度不同、经济发展各有差异等原因，土地的私人占有状况仍然呈现出极大的不均衡状态。最主要的基本弊端是：广大自由民亲自耕耘的私人土地占有数量很少，又得不到稳定的保障。许多自由民因失去土地，不得不依附于封地领主或大中地主，成为“佣耕民户”。秦帝国建立，要全面恢复发展农耕经济，就必须解决土地占有的极大不均衡这个根本问题。

秦帝国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大政策，就是始皇帝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16年颁布的新法令——“使黔首自实田”。黔首，是秦帝国对民众名号的新规定，实际所指就是官员阶层之外的各行业人民。从这项法令的适用性看，“自实田”的黔首（人民），其主要部分无疑是农耕自由民。但是，也包括了没有官方身份的大中小地主。这一法令，在实际执行上有四个层面：

其一，官府派员登录，地主与农民自己申报自己的土地数量；

其二，官府发布公文，确认黔首自报数量的土地为该黔首所有；

其三，若黔首为佣耕者（代地主耕耘），其自报的土地官府也同样予以确认；

其四，大中小各层地主，在黔首自实田中失去的出租土地，官府统一补偿解决。

这一政策中，最重要的是后两个层面，也就是对民众“佣耕”土地的确认，以及对失去出租土地的各阶层地主的补偿处置。这两个基本点，是“黔首自实田”的真正意义所在。因为，对拥有自己土地的黔首而言，自实田的意义只是程序性的登记与确认；而对于“佣耕户”黔首来说，自实田的意义则是重新获得曾经失去的土地。

从整体上说，这一法令的历史意义，是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全面推行了土地私有制。这一法令实行一年之后，也就是始皇帝三十二年，天下农耕经济面貌获得了很大改观。这一年的碣石门石刻，记载了当时的天下盛况：“天下咸服……惠被诸产，久分来田，莫不安所。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2）第二方面，在全国明确推行重农政策

重农政策，是自商鞅变法开始在秦国行之有效的传统的基本经济政策。当时的山东六国，虽然也保护农业，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自觉持久地推行重农政策。秦统一中国后，将重农政策扩展为整个帝国的基本经济政策，这无疑是经济领域最为重要的统一制度之一。

琅琊刻石文对这一政策的记载是：“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

什么是上农除末？上者，崇尚也。这四个字的字面意思是，农耕最上，其余行业都排在农耕之后。概括地说，就是以农为本。重农政策的实际表现，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家保护农耕经济不受市场波动的侵蚀损害，譬如保护粮价平稳的平准政策，就是国家重农的政策之一；二是农、战并列，重视对农爵的优先赏赐，保护农民的政治地位。

重农政策，不是同时抑制贬低工商业，而是同时重视推动工商业发展。只有在农业经济受到市场冲击伤害时，重农政策的实际意义才显现出来。后世多将帝国重农政策误解为汉代之后的“重农抑商”，这是一种历史的误读，或有意地曲解。通俗地说，秦帝国是重农不抑商的，而不是重农抑商。

（3）第三方面，秦帝国对工商业的推动政策

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云梦秦简中，有大量保护奖励作坊生产与商旅活动的法律规范记载。其中有一条奖励新工匠（学徒）的法条这样规定：“工师善教之，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两岁而成。能先期成学者，谒上，上且有以赏之。”这是说，师傅教得好，能使学徒提前成为工匠，师傅与学徒都可以见到官员，并得到法定赏赐。

另有一条这样的规定：“隶臣（奴隶）有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这是说，奴隶中若有工艺技能之人，不能让这样的人做仆役，而应当成为工匠。

其他史料中，也不乏推动工商的政策记载。譬如，秦国对巴郡寡妇清开采矿业有成，就曾给予政治奖励，建立“怀清台”以示表彰。对北地郡救灾商人乌氏倮，也有爵位奖励。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在农业经济时代推行重农政策，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它并不意味着重农要以抑制工商业为必须条件。

（4）第四方面，统一度量衡

度量衡，是三大计量单位的统称：度，是长度单位；量，是容器单位；衡，是重量单位。据吴承洛先生之《中国度量衡史》考证，度量衡单位在中国的黄帝时代就出现了，其产生的直接基础是社会交换的需要。度量衡出现的基本作用，是满足公平交换的市场需求。度量衡的经济本质，是社会劳动交换的公平原则。

从政策意义上说，秦帝国统一度量衡，最主要的政策方向有两个：其一，规范市场交易活动，使之趋于公平化、公开化，推动市场交易的健康发展；其二，推动国家税收活动与民间借贷偿还活动的公平化、公开化。

夏商西周三代，无论是国家官府的实物税征发，还是诸侯国的赋税征发，以及贵族封地领主的实物征发，度量衡器具都是权力公器，如同法律一样是不公开的，其应有的公平性也是无从监控的。进入春秋时代，度量衡器具随着私人交换与商旅活动的普遍化，逐渐走向公开；但是又呈现出各国、各地、各封地不同标准的度量衡，同时，仍然存在着旧领主用大斗收进税谷，用小斗放出粮债，长期盘剥民众的普遍现象。惟其如此，各国的新兴地主势力反其道而行之，以小斗进，以大斗出，从而争取民心依附。齐国的田氏，就是长期奉行这一政策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拥戴。

进入战国时代，度量衡的复杂化、多样化，比春秋时代大有改观，但仍然存在两种现象的多样化。一则，是七大战国的官方度量衡各不相同；二则，山东六国许多仍然拥有独立治权的封地领主，其度量衡仍然是混乱多样各取所需的。从根本上说，最主要的乱象是，山东六国都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制度，都没有公认的标准化计量单位，一切应用于实践的度量衡器具，都是不确定、不透明的。

这种状态，从根本上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伤害了农产品交易的公平化。

基于这种乱象与弊端，战国商鞅变法的基本政策之一，便是统一度量衡。秦国统一度量衡后，市场经济获得了很大的普及与发展；官民在税收环节的交付，民间在借贷偿还活动中的支付，都因为计量标准的公开化、公平化，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官府由此建立了强大的信誉，民心也不断地得到了凝聚。

基于秦国的历史经验，帝国在华夏世界推行统一度量衡制，是胸有成竹的。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六国的当年），法度衡石丈尺。”《李斯列传》的记载是：“臣为丞相……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

从历史实践看，帝国统一度量衡的具体方式是：

其一，公布统一计量单位之标准依据。

其二，将官府打造的标准度量衡器具，公示于公开场所，供任何需要者核准。

其三，对丈量土地作出特殊规定，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

需要说明的是，标准依据如何产生？据吴承洛先生的《中国度量衡史》考证，最原始的长度计量标准是多样化的。譬如，有以人体器官为长度计量依据的——手指宽度为一寸之根据，有以自然物如米粒、玉圭等为依据的。但是，远古时代最主要的度量衡依据标准，是以黄钟与黍粒结合的方式，产生度量衡单位。

依据《吕氏春秋·古乐》的考证：黄钟是黄帝时代发明的一种组合乐器。“黄”，是由长度为三寸九分到九寸的十二支竹管制作的管乐；“钟”，是专门铸成的十二口大钟；其合奏宏大响亮，所产生的雄鸣六律与雌鸣六律，构成十二种音律的标准。从此，“黄钟”组合被认定为神圣之物，成为度量衡与诸多事物的标准依据。度量衡标准依据的产生，是以黄钟的竹管为容器，以黍粒为置入物，而后产生度量衡单位的。

以长度单位为例，这一标准依据产生的方法是：

黄钟竹管生度之法： 黄钟短管置黍九十粒，一粒之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

黄钟竹管生量之法： 黄钟长管置黍一千两百粒，为一勺，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

黄钟竹管生衡之法： 黄钟长管置黍一千两百粒，为重量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由此可知，公布度量衡标准，就是公布原始标准的确定方法。标准明确后，官府再依据这一原始标准，打造出度量衡的基本计量器具，公示于公开场所，供交易者直接核准自己使用的计量器具。公示的三个系列的基本计量器具是：长度计量之标准丈尺寸，容量计量之标准升斗，重量计量之标准衡器——官秤。

帝国铸造的各种标准计量器具，正式名称为“权量”。各种“权量”之上，皆刻有中央政府的统一铭文：“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铭文的作用，是确立权量的法定权威性。

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秦帝国颁布了违反统一度量衡制的律法。据《云梦秦简》记载，秦律有法条规定：“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罚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罚一盾……黄金衡累不正，半铢以上，罚各一盾。”可以看出，对黄金交易惩罚最严，每次只要多出或减少半铢重量以上，累计追查，每次都要罚缴盾牌一张。

统一度量衡的深远历史意义，是不用我们多说的。

（5）第五方面，统一货币

战国时代，最大的经济乱象之一，就是货币多样。在七大战国各自的官方货币之外，许多中小诸侯与边远地区的部族政权，也有自己多样化的货币。这种现象，对华夏世界的经济流通构成了实质性障碍。到战国末期，除了秦国的货币制度气象整肃之外，各大战国与残余诸侯、部族政权的货币，都是乱象纷纭。当此之时，秦帝国大力推行货币统一制度，是非常具有历史必要性的积极政策。

统一货币具有相对的复杂性，所以，这一政策延迟到统一帝国建立的十年之后，也就是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才实际推行。《史记·六国表》的正面记载是：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所谓“复行钱”，是西汉史学家以战国史的目光，将秦帝国的统一货币政策，与秦惠王时期的“初行钱”连接起来的说法，并不是秦帝国的第二次货币改制。

《秦会要订补·食货》正确地阐释了复行钱的实际意义：“三十七年之行钱，实非复也，特统一钱之制度耳……于是，贝锾属、钱镈属、刀属等形制之币皆废；圆周方孔，遂成中国制钱之定式焉！”

秦帝国统一货币的实际内容，有三大基本方面：

其一，禁止一切形式的私人铸钱，货币发行权统一归于中央政府。云梦秦简中，就有“盗铸钱”——私自铸钱而被捕拿的案例记载。

其二，将货币形式统一规范为三种。

首先是金币，也就是黄金。金币的正式名称是溢。这个字本当为“镒”，秦帝国以水德为国运，所以官方写法变成了水边“溢”。金币的法定地位，是上币。

其次是铜钱——半两。铜钱形制为圆周方孔，有半两文字，实重半两（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这种半两钱，被后世称为“秦半两”，是当时通行天下的最主要币种。

再次是布币。布币的法定形制，是八尺长、二尺五寸宽。不合形制者，不得作为布币使用；一幅布币，与十一个半两钱等值。保留布币的最主要原因，是方便农民。也就是说，农民织出的布只要符合法定形制，就可以直接拿布购买物品。

其三，帝国法令明确规定：黄金、铜钱、布币三种形式的货币，都是法定货币，都具有同等的货币地位，不得拒收任何一种货币，否则，依法治罪。这就是，“不得择行钱、布”的法令。云梦秦简有法条记载：“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

可以看出，秦帝国的统一货币制度，是行之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