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西周礼治文明的崩溃

礼治文明的崩溃，是从外部震荡的诱因开始的。

自第三代周康王时期开始，未曾宾服的周边戎狄族群，就出现动荡迹象了。周康王二十五年，鬼方族群作乱，周康王不得不亲自攻伐。第四代的周昭王晚年，南方楚人作乱，周室又攻伐了楚地作乱族群。周昭王在渡汉水之时，心怀仇恨的楚地船民，进献了一只胶粘船。船至江流中心，胶液溶化，大船解体，同船君臣全部落水而死。周昭王的尸体，被一个臂长力大善于泅水的将军奋力抢了回来。史书记载，这个将军叫辛游靡。周王室很是忌讳这件事，破天荒违背了礼治，在葬礼之前，没有发出必须明确告知死因的预礼讣告。

第五代周穆王时期，犬戎又作乱。周穆王率军亲征，俘获了五个犬戎首领，将犬戎剩余人口迁徙到陇东地区。可是，东部徐国的九夷族群又接着叛乱，在徐偃王率领下大举攻周，一度曾逼进到黄河南岸。这次，楚军帮忙，在南面夹击，才逼回了徐偃王势力。几年之后，借着周穆王西巡，徐偃王又再度发兵攻周。要不是那个有神异驾车本领的造父拉着周穆王日夜飞驰赶回，很可能会有更为危急的局面出现。

第六代周共王时期，又有密国作乱，被周军灭了。至第七代周懿王即位，王权开始全面衰落，国人已经开始以唱诗的形式讥刺了。总之，自周成王之后，周室代代有叛乱，有征伐，几乎没有过平静安宁。

周政衰败的实际转折点，发生在周厉王时期。

很可能是代代用兵，周王室的财力已经接近于枯竭了。这时，即位的周厉王重用了一个长于经济的大臣，叫荣夷公。此人对天子直领的王畿经济进行了改革尝试，收回了国人可以自由狩猎采摘的隶属于王室的山地河流森林，改由王室工程部门直接开采经营。这就是史书上所谓“厉王好利，近荣夷公”的历史真相。无论从经济意义上说，还是从政治意义上说，这一政策措施都具有经济改革的性质。当代某种史学理念，将周厉王的经济改革尝试批评为“残酷剥削”，是缺乏历史主义审视的。

但是，这一改革尝试，却变成了引发社会大动乱的引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最先的严厉批评，来自贵族阶层。一个叫做芮良夫的大臣猛烈抨击荣夷公，说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这位贵族大臣发出的严厉警告，其实际意思是：将天下经济利益据为王室专有，这是违背王道礼治的，与强盗行为一样。果真这样做，国人就会离心。可是，周厉王很有主见，硬是不听，反而擢升荣夷公为卿士，实际主持国事。

第二波冲击，是国人的批评抗议浪潮。王畿的国人，实际就是以周人族群为主干的自由民。面对传统经济利益被收回，他们肯定是愤怒的。面对国人汹汹之势，王族大臣召公对周厉王再次发出了严重警告：“民不堪命矣！”——人民已经不愿意听从王室命令了！或者可以解释为，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了！周厉王也愤怒了，立即派出监谤使者，率领军士镇压言论，对批评者一律抓捕或杀死。一时之间，国人没有人敢说话了，诸侯也不来朝贡了。在这种沉寂面前，才有了我们在上面看到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那段著名的政治格言。

第三波冲击，是国人大暴动。沉默三年之后，王畿周人终于爆发了大动乱，民众汹涌攻进王城，直接袭击周厉王。大约是积怨已久，贵族阶层与天子军队也冷眼旁观。周厉王求救无门，只有仓皇逃出了镐京，逃到彘地（今山西霍县）去了。在愤怒的国人还要杀死太子的时候，贵族大臣们才最终出面，保住了这位天子储君，也就是后来的周宣王。

第四波冲击，是共和执政。国人驱赶了国王，风浪暂时平息了。但是，善后的贵族阶层却以“国人怒”为理由，拒绝迎回周厉王。同样不满的贵族们，推举了召公、周公两位王族大臣联合主持国政，号为“共和执政”。这时的召公、周公，是始封爵位的老召公、老周公的后裔。“共和执政”的结果，是废除了周厉王的专利改革，周政又回到王道礼治的老路上去了。

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的开始。

那时候的上层贵族社会，只知道“汤武革命”，还没有经历过社会经济改革。贵族们以为，只要一道王命就可以改变社会利益分配了，就可以解决社会矛盾了。直到数百年之后的战国时代，一批大政治家才真正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改革策略是改革成功的第一生命，任何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都不是匆忙草率所能完成的。为了这场毫无策略意识的硬碰硬的改革，周厉王付出了14年被实际流放的惨痛代价。

直到死去，周厉王也没有重新回到镐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