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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文明对后世影响久远的另一个重大独创，就是宗法制度。

就语源而言，“宗法”两字，并非出于周礼，而是近代中国史学接受西方理论体系影响后的一种概括。就本质而言，宗法制就是对族群血统与家庭血统进行确认的一种法度。就内涵而言，它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对族群内各氏族血统排序的确认，二是对氏族、家族继承权顺序的确认，三是对王权与族权的划分及相互关系的确认。如此三方面延展为具体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宗庙制度、族群分支排序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度、庶子分封制度、族墓制度、姓氏名字制度、族外婚与族内婚制度、族长制度等八个方面的制度体系。

宗法制的庞大烦琐，我们已经无法再现了。但是，我们对宗法制的要害环节，还是必须弄清楚的。因为，宗法制是周代社会的基础，是周文明的最根基部分。周代所有的权力运行体制与社会生活方式，都是宗法制的具体演化。

周人创立的宗法制的要害环节，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君权至上，王权君统高于族权宗统。

从实际运转说，就是国家政权高于族权，血缘关系的地位在政权关系的地位之下。政权管辖，是对广义的社会人民。族权管辖，则只限于本族人口。宗法制中的君权，不仅仅指天子王权，也包括了诸侯国国君的君权。君主的族人血亲，即或是长辈与兄弟，也得对君主以臣下之礼事之。这就是不以亲亲害尊尊；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属通的实际含义。当然，君权也不是绝对超脱于宗法制之外的，宗法制对君权也是有所制约的。不过，这种制约只被限定在君主传承与庶子分封范围内。君权一旦确立，是绝对高于血统族权的。

君权高于族权的礼制规范，是周人政治文明走向高度成熟的表现。

其最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在于使国家权力的运行能够有效超越狭小的族群利益，而具有了对整个社会利益进行统筹均衡的可能。从世界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这是人类在古典社会条件下解决氏族权与社会权关系的最成功制度。世界绝大部分民族进入父系社会之后，氏族权力对社会权力都长期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在许多民族的文明形态中，氏族权甚至与社会政权直接合为一体，族权等同于政权。这种以氏族权力为主体所形成的文明传统，其最重大的基因缺陷，就是很难兼容其他地域，很难兼容其他族群，而只能以氏族城邦的形式生存发展。具有辽阔地域与统一管理的大国，很难在这样的文明形态下出现。

周人创造的宗法制，成功地超越了这一狭隘缺陷。

由于国家权力超越了氏族权力，国家权力便具有了普遍的社会基础，具有了广阔的天下理念。这样的国家权力系统，对于兼容其他族群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土地人民，具有一种内在的强烈追求。这样的文明形态，天然自发地要求包容，要求扩展。中华民族强大的融合能力，广博的包容能力，从周代宗法制确立国家权力的至尊地位开始，便摆脱了自发状态，进入了自觉的追求状态。

这一文明特质的确立，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具有恒久的奠基意义。

宗法制的第二个要害环节，是嫡长子继承制度。

所谓嫡子，是在一夫多妻制条件下正妻所生的长子。嫡长子继承制的最大意义，在于君权继承的明确化。夏商两代的君权继承，更多地依靠传统与习俗，或当时的实际情形而定，尚没有明确的法度。这种没有明确法度的继承方式，常常导致剧烈的继承权争夺，进而带来深刻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动荡，甚或导致族群与国家混乱灭亡。商代自中丁以下，曾经有九世之乱，根源都在争夺王位继承权上。

周人接受了夏商两代继承权争夺的惨烈教训，其宗法制明确规定：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贤不以长。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制度，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两点：其一，夏商两代对妻子系列的规范尚不明确，从而对嫡庶系列的确定与划分处于非常模糊的状态。以致近代大师王国维甚至认为商人无嫡庶之别。周人宗法制，则从确定妻与妾的不同开始，明确划分了嫡庶之间的区别，确定了正妻生子为嫡系的制度。其二，周人打破了自己族群也曾在早期实行过的兄终弟及的传统，确立了嫡长子为合法继承人的制度，超越了自身的不确定性。实践证明，嫡长子继承制度对于周代政权的稳定传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稳定传承，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那么，周人为什么要创立宗法制呢？除了接受殷商教训之外，还有更深刻的根基吗？

战国时代，有两位大思想家对宗法制出现的原因作过论证。一是大政商吕不韦，二是大法家慎到。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的说法是：“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嫡庶无别则宗族乱。”慎到在《定分》中则说：“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吕不韦就此论曰：“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

周人创立宗法制，就是为了定分，为了防止社会的无序争夺。

完全依照周礼展开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画卷，我们将会非常惊讶。

那个时代，社会节奏运转缓慢，但却处处弥漫着肃穆端庄的气息。从国家政务到氏族活动，再到每个家庭的家务以及个人的衣食住行，生活的每个环节都充满了仪式感。仅仅是婚礼一项，若全部依照周礼完成，要经过六大阶段（大婚六礼）的礼仪，具体的程式环节几乎将近一千个。

即或琐细生活中的吃饭一项，首先便有七不食，其次有十三不，都是食礼中的禁止行为。七不食，是指饭菜腐烂不食，色不正不食，变味不食，刀工割肉不正不食等。十三不，是具体的就食礼节，譬如不可张开大口喝汤，不可很响地咂嘴吃饭，不可当众啃骨头，不可将夹起来的鱼或肉再放回去，等等。

这些烦琐细致而又极其严格的礼仪，形成了当时贵族社会的行为规范与日常教养，使周代的贵族阶层成为当时人类世界具有最高文明礼仪、具有最高物质享受的上流社会。在当时的世界文明格局中，无论是已经处于衰落期的巴比伦帝国，还是处于荷马史诗时代的希腊，抑或处于初创时期的犹太王国，以及尚未统一的古埃及王国，还有被亚利安人入侵的梨俱吠陀时期的古印度，其社会文明与物质水准，都与西周王国的生存状态有很大的距离。

然而，就是如此具有自觉文明意识的一个王国社会，却从来没有安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