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商人族群多迁徙的历史奥秘

文明史的密码，往往深深埋藏在特定族群的早期生存方式之中。

纵览商人族群从舜帝到殷灭的千余年生命史，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基本特征。一则是，商人的迁徙流动性是近古大族群之最；另一则是，商人对早期剩余物（后世谓之商品）的自觉交换所形成的“商旅”活动，是近古社会与早期国家时代独一无二的族群经济活动；其三，商人是近古社会与早期国家时代从事经济活动种类最多的族群，渔猎、耕种、畜牧、商业，这四种自然经济的基本领域，都是商人生存方式的共同支柱。举凡上述三大特征，都是商人的生存方式。

先让我们看看，商人多迁徙这一历史特征吧。

在商人的历史记忆里，他们从来就是一个善于流动、喜好迁徙的族群。

文献《殷本纪》这样记载：“自契至汤，八迁；盘庚五迁，无定处。”汉代张衡的《西京赋》概括云：“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居相圮耕，不常厥土。”张衡的意思是，殷人前后迁徙13次，曾在居于相地时毁坏耕地，不喜欢常居一方。这13次大迁徙，每次的迁徙地点都多有说法。但史家公认：商人所居之地，大体都在今日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的黄河南北地带。总之，都是距离黄河不太远的地方。

关于商人族群所以多有迁徙的原因探讨，从古至今，大体形成了四种理论：一是东汉魏晋时期的“去奢行俭，率人于苦”说；二是宋代朱熹学派以及当代史家顾颉刚等人的“逃避河患水患”说；三是当代历史学家侯外庐等人的“游牧经济”说；第四种是当代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等人的“改换耕地”说。具体分析，似乎这四种说法都经不起推敲。

为了防止腐败奢侈，为了推行勤俭生活而主动率民迁徙寻苦这种说法，难免夸大了近古社会与早期国家时代的富裕程度，很少有人相信。逃避河患水患的第二种说法，显然脱离了最基本的时代背景。大禹治水之前的百余年，商人族群尚在凝聚形成时期，不存在迁徙的记录。大禹治水之后，足以迫使一个特大族群大规模迁徙的河患水患大大减少，这一说法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撑。

游牧经济说、改换耕地说，则缺乏历史阶段的具体分析。将其中任何一种说法当成适用于商人族群千余年频繁迁徙的惟一原因，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依据“游牧经济”说，很难解释商族曾长期存在且相对稳定的农耕历史。因为，商人族群不是单一的游牧经济，若仅仅是游牧经济需要迁徙，那大量农耕族群的安定需求如何对待？而依据“改换耕地”说，则又有一个显然的矛盾不能解释——改换土地若是必然，盘庚迁殷之后为何近三百年不再迁徙，不再改换土地？

这里，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被忽略了，这就是商族大迁徙的频率变化。

商族的前八次迁徙，都发生在早商时期，也就是商汤立国之前。若从大禹治水之后算起，这一时期几乎全部是夏王国时代，大约将近五百年。其间，商族首领传承了十四代，接近于每两代迁徙一次。商汤立国之后的六百余年里，商族只迁徙了五次，大体平均一百余年迁徙一次。盘庚迁殷之后，商人定居于殷地，一举稳定了将近三百年，再也没有迁徙。

商人大迁徙的频率，为什么前后有如此鲜明的变化？

历史的深处，还有没有被我们忽略的重大史实？

历史深处所隐藏的基本史实，实际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基本方面，是与夏王国的政治冲突。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大禹治水时期四大族群之间的复杂矛盾，我们就应该能够分析出此后的历史延续。大禹后期，舜帝已死，曾经与大禹及禹族有过直接摩擦的商人族群，在各种集团利益分配中，一定是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了。大禹死后，夏启又对老盟友——伯益族群发动了突袭，一举夺取了最高政权。此后，又对率先“不服”的有扈氏进行了大举讨伐，消灭了有扈氏，就此稳定了强力政权。

此时，契很可能已经老死了。其后的商人族群，依据先祖的政治立场，既不愿支持夏启政权，又不愿支持曾经是大禹同盟的嬴秦族群，同样也无法与后稷的周族达成同盟。妥善的方法，也许只能离开原先的丰美封地，寻求他处谋生。事实上，这时的商、周、秦三大族群都还没有完全融入夏启新的诸侯体系中，也就是说，还都不是夏王国的直封诸侯，还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结局是：秦人族群分散逃亡隐匿了，周人族群则向西迁徙了，商人族群也绝不可能留在夏王国政权的腹地区域扮演尴尬而危险的角色。

后来的事实说明，直到四百余年后夏末之世的商汤时期，商人还一直对夏人政权保持着深刻的敌意，夏王国的末世政权——桀，也还对商汤族群保持着很大的警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自契至汤的四百余年里，商人连续迁徙八次，就很容易理解了。

第二个基本方面，商人的多种经济活动并存的生存方式，要求他们不断寻求更为合适的生存地域。商汤立国之后，商人的生存区域大大拓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商人族群必然有了更大的拓展生存空间的自由，必然会不断寻求更适合多种经济活动同时发展的生存区域。商汤立国之后，当时中国腹地的族群，大多聚居于黄淮流域的大平原与诸多山原湖泊地区。其中，对渔猎、农耕、畜牧、商旅同时有利的区域很多，但在当时的闭塞条件下，商人族群未必全部清楚，只能不断寻觅。自盘庚开始，商人在黄河流域大幅度迁徙五次，很可能是仍在寻觅合适的生存地域。而自迁徙到黄河北岸的“殷”地后，商人一定是认为找到了最理想的生存之地，于是，从此再也没有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