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大禹后期创建的威权政治

大禹在治水完成之后，最基本的作为，便是创建了具有强制性的威权政治。

首先，大禹后期创建了以常备军为轴心的政治强制力量。

黄帝时期形成的“师兵”，实际上是时聚时散的民兵性质。大规模长期治水的特殊性社会群体活动，使得治水权力机构必须拥有一支稳定的“师兵”，才能有效维护治水的法度。这给常备军的出现，奠定了第一个坚实的社会条件——社会需求条件。常备军出现的另一个社会条件是，生产能力与生产规模的发展，已经能够承担部分人脱离生产而专事武装行动的巨大社会成本了。事实是，为维护新的社会格局，治水中形成的稳定“师兵”，已经继续保留了下来。

接踵而来的重大事变，又给创建政治强制力量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第一个重大事变，是大禹成功举行了涂山大会盟。

治水完成的初期，大禹立即以在治水中形成的巨大威望为基础，大会天下族群首领于涂山。这是大禹最为成功的首次会盟，未见任何抵制。顺利会盟的根源是，此时天下洪水初退，贡赋、田制、部族居住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需要立即确定，这牵涉到每个族群的实际利害分割，故此人人踊跃前往。

文献的说法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古人凡以“万”之大数描述事物，一般的表意就是该来的都来了，全部族群首领都来了。这次大会盟的成功足以说明：此时大禹的声望与实际影响力，已经超越了近古时期前四任最高盟主——黄帝、颛顼、尧帝、舜帝，而具有了普遍的具有威权性的号令力量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史无前例的“大会诸侯”，竟然没有最高盟主舜帝参加。这显然不是寻常的以最高联盟权力名义召开的天下会盟，而是以大禹治水权力机构名义召集的首领会盟。在整个社会意识还处于相对朴实甚或蒙昧的近古社会，这是极其反常的政治事变。应该说，大会涂山，是正面奠定大禹权力基础的第一个重大政治事变。

第二个重大事变，是大禹与皋陶、伯益两大势力结成了高层政治同盟。

在舜帝时代的权力结构中，大禹与皋陶、伯益、殷契、后稷等，都是政治地位等同的高层“大臣”，相互之间并没有超越权力传统规范的实际关系。但是，在大禹治水的13年里，殷契与后稷都与大禹产生了矛盾冲突，都淡出了大禹的治水权力框架。治水中枢留下的他族领袖，只有忠实追随大禹的伯益了。依据后来在最高小型会议上的相互呼应，我们完全可以推定：至少在治水的中后期，大禹已经与伯益结成了相对牢固的政治同盟。

这一结盟，首先使大禹成功地遏制了最高权力阶层对治水大业的种种非议；其次，使大禹能够借助皋陶之力，以强制手段有效消除了反对大禹的社会阻力，使大禹成功走上了最高权力继承者的地位。这种空前的政治谋略的实施，是又一个重大的政治事变。

第三个重大事变，是大禹以特殊的胁迫方式，确定了自己的特殊名号。

据史书记载，大禹做摄政元首之后的第17年，舜帝病逝了。在舜帝的三年葬礼之后，大禹避开了居住在联盟中枢的舜帝的儿子商均，离开了联盟权力所在地，搬到嵩山地带的阳城老家去住了。大禹的实际意图很明显，是利用这样一个重大机遇，迫使天下各族群在自己与舜帝的儿子之间，作出明确的权力归属的选择。

结果是，所有的族群首领，都没有去朝拜居住在最高联盟权力所在地的商均，反而都赶到阳城来朝拜大禹了。所谓朝拜，其政治上的实际意义，就是表示愿意服从大禹号令，尊大禹为最高领袖。如此巨大的实际力量，舜帝族群的继任者——商均是无法对抗的。

于是，在接受首领群的朝拜中，大禹正式继承了联盟最高权力。若仅仅是继承最高权力，自然无所谓胁迫。毕竟，大禹是功业第一人，同时又是舜帝明确承认的权力继承人。所谓特殊胁迫，是因为大禹在称帝的同时，作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举动，明确宣布了自己与自己的权力机构的名号——夏后。

依据当时的语汇，夏者，权力名号也；后者，帝也；夏后者，夏之帝也。

以现代国家理论解析，这个“夏”，已经是明确的国号了；这个“后”，则已经是明确的元首名号了。也就是说，大禹破除了近古五帝社会长期的政治传统——权力机构无名号，最高盟主惟帝号，而一举使新兴权力机构有了特殊的名号，使新盟主有了只属于自己的特殊名号。这种重大变化，必然会引起各族群首领的疑惑议论，甚或质询反对。大禹集团必然是预谋在先，必然是以种种方式斡旋。而所有“说服”的后面，都是以强大的武装集团为后盾的。所以，这种胁迫，既是特殊的、隐形的，又是事实的、明确的。

第四个重大事变，是讨伐三苗，公开镇压敢于挑战新权威的最大族群。

按照历史的逻辑，这件大事应当发生在舜帝病逝之后，大禹执掌最高权力的最后十年之内。因为，只有这时大禹才有充分的权力条件进行武装征伐。从根源上说，这个三苗族群，在尧帝、舜帝时期也曾经多次作乱。此时再度作乱，自然是更不得人心。

总之是，大禹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征服战争，顺利地平定了三苗族群。由此，大禹正式确立了最具强制性的社会威权。必须注意到的是，大禹能够顺利征伐三苗并取得战争胜利，说明此时由大禹掌控的武装力量，事实上已经很强大，并且已经经常化了。

第五个重大事变，是诛杀防风氏，以树立威权政治。

大禹在最后一年南巡，以大祭天地群神为名，下令会盟各族首领。

在这次大会盟中，防风氏族群首领迟到了。大禹断然下令，在会盟当场杀死了迟到的防风氏。在当时社会，这一杀实在是石破天惊的做法。事实是，在近古社会的权力活动中，会盟天下族领从来都不是强制性的，一个大族群的首领迟到几日，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次的防风氏，仅仅因为没有如期而至，就被大禹诛杀了，岂能不引起巨大的震撼。从政治意义上说，大禹在最后时期的这次诛杀，实际上是向天下宣告：夏后氏新政权是有强大力量的，是必须服从的，是不允许挑战的！

会稽山大会诸侯之后，大禹没有来得及回到北方，就在会稽山病逝了。

此时，天下的大形势是：治水成功之后，大禹所创建的新权威与新秩序，已经大体确立了；具有常备军性质的稳定军队，也已经形成了。从总体上说，国家权力架构的创立已经大体完成，国家形式所需要的强制力量也已经基本创立了。

但是，潜在的矛盾冲突与社会风险，依然没有消除。也就是说，近古文明向国家文明的历史跨越，还没有最终完成，事情还没有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