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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川原来是个不为人知的苦地方。它地处兰州北面二百多公里处，紧靠腾格里沙漠的南缘，是一片荒漠戈壁间宽广平坦的塬地。那里气候极其干旱，年降雨百来毫米，而蒸发量达三千多毫米，干涸的土地养活不了人。虽然滔滔黄河从它的东侧流过，可是塬地由东向西逐渐增高，高出黄河水面四百米到六百米，纵然是一马平川，也只能长些骆驼刺之类的沙生植物。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当地人喝的是苦咸水，没有吃的，社员只好唱着“逃荒谣”成群结队下关中、走西口，逃荒要饭，好不凄惨。父老乡亲艰难度日，长期挣扎在饥饿线上。

而它的改变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因当地建立起了一座大型的高扬程、大流量的电力提水灌溉工程，使一片荒无人烟的旱塬变成了绿洲。当地的农民纷纷迁往灌区，开始从极端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景泰川也由此而闻名。

这项灌溉工程的指挥者叫李培福。

周末的一天，大伯带我来到黄河边的景电提灌一泵站参观。来到岸边，眼前是滔滔的黄河水，巨大的提水建筑前矗立着李培福爷爷的塑像。看着眼前宏伟的景象，大伯给我讲了李爷爷当年的故事。

李培福爷爷当过甘肃省的副省长，算是个地地道道的老革命了。人们当面称他李主任或李指挥，在背后却喜欢叫他“李老汉”。当时他不过六十岁左右，但人显得比较苍老，长着一副寿星佬似的脑袋，一双笑眯眯的眼睛，缺牙的嘴总是乐呵呵的。就算严肃起来批评人，也不过是一副长者的样子。在工作上他对大家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求极严，但是在群众面前却像个慈祥的老父亲。他经常拄着那根拐棍到处转悠，嘴上常说：“谁要怎样，就批判谁。”但谁也没见过李老汉批判过某个人，那只不过是他对棘手的问题拍板时的一句口头禅而已。

景电建设者们常说，如果没有李培福，就没有景泰川的今天，至少景电工程不会这么快地建成。

那时正处在“文革”时期，虽然省革委会决定工程上马，但是全省还处于无政府的状态，谁也不听谁的，再加之物资匮乏，要什么没什么。李培福凭借着他在省上的威信，缺少的钢材、水泥、木料等物资，他就到省上去要，连兼职省生产办公室主任的省军区司令员也要让他三分，帮他把建筑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工地。中央在兰州的各大企业领导，也在李培福的动员下，按规定如期地提供各种机械设备，承担分配的各项施工任务，因为大家都说：“李老汉发了话了。”可见李培福的话在各级领导中的分量。

李培福自己也是说到做到。他只身来到景泰川住在办公室里，白天坐着工地唯一一辆帆布棚的北京吉普巡视，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问。晚上召集各方面的负责人开会。这些人每到晚上，感觉都像过关一样，谁没有完成他布置的任务，谁也别想去睡觉。所以他的房子经常通宵达旦亮着灯。

“文革”时期本是多事之秋，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唯恐天下不乱。景泰川在紧张的施工，可是从兰州却常常刮来阴风，说李培福收拢了一大批牛鬼蛇神，要的人尽是“臭老九”，不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不抓革命，只抓生产。有文化的工程人员听了心中不免害怕。李培福不管那一套，他说：“国庆上水草窝滩就是最大的政治。不用这些知识分子，是你能把水引上来，还是我能把水引上来呀？”李培福把那些人一一给顶了回去，他成了知识分子的保护伞，谁还有不拼命干的道理？

李培福虽然忙于工程，但是却时时把职工的生活挂在心上。他力排众议，坚持一边抓生产，一边抓生活，为建设人员盖起了职工宿舍，使建设者得以从老乡家简陋的土屋里搬到条山职工住宅区，过上了稍微像样儿点的生活。他又为职工办起了服务站、菜铺子，让职工有菜吃，孩子们有牛奶喝。菜铺子开业时，货架上堆满了菜，旁边还有许多肉类的熟食品，职工们进进出出地买菜，真像过节一样。李老汉拄着拐棍乐呵呵地站在一边瞧着，那眼神真像老父亲看着自己的儿女。至今他那模样仍被许多当年的亲历者谈起。此后，李培福从兰州回来常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菜铺子转悠。如果菜铺子的菜断了档，过一阵子就又堆满了菜，大家知道准又是李老汉要从兰州回来了。

李培福不仅关怀职工，也同样关怀当地的老百姓。他经常在街上转悠，看到

当地老乡聚在一起边晒太阳边聊天，他总要走过去嘘寒问暖。有一次一位老人病情严重，家人已经开始为老人准备后事，被李培福看见了，他立刻派月坛医院的医生去为老人看病、吃药、打针、输氧，老人竟然转危为安，不久后痊愈又坐在自家的墙角上晒太阳了。像这类的故事直到今天还在景泰川的人民中流传。

景泰川水利工程使当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就有老百姓要给他建立“生祠”。虽然他生前拒绝修建，但是在他去世后，景泰川确实给他建立了一座半身塑像，以纪念他为景泰人民做出的贡献。

大伯的故事讲完了，可我还在被故事深深地震撼着……

看着李爷爷的塑像，我感慨不已。李培福爷爷离开我们已经有好多年了，正如那首诗说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是他还活着。是的，李培福爷爷就是一个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