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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首先，谈谈您个人的学习生活经历，可以分三个时间段：童年时代，高中生活，大学经历（包括硕士博士期间）。在这几个人生段落当中，您印象最深刻或对您影响较大的事和人，每一个阶段对您人生历程的意义所在。

答：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中，在80年代中期进入大学校园的一代学子一直生活在知青一代的庇护和阴影中，正愁没有命名的时候，1989年就及时地来到了。它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就像“文革”和上山下乡深刻地影响了知青一代一样。1989年夏天之后那一段时间里，我们正读研究生一年级的一批同学每天差不多都在凌晨四五点钟才上床睡觉。喝酒、聊天、打牌、读金庸古龙是我们那段日子的常态的生活，把颓废的世纪末生活提前过了。我们住的45楼靠着北大的西围墙，围墙外是那条通向颐和园的马路。几乎每天上床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围墙外第一班332路公共汽车在空旷的马路上呼啸而过。那时，我就想起了曹禺话剧《日出》中陈白露的台词：“太阳出来了，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心里涌出的是一种怅惘：当人们已经享受新的一天的空气和清晨的太阳的时候，我们却依旧生活在昨天，我们的昨天才刚刚过完，我们是被正在行进的生活抛弃的一群。这就是一个大时代留给我们心灵和日常生活的印记。我的同学蔡恒平有一本书《谁会感到不安》，其中有几篇小说比如《1989年北京秋天的好日子》就是我们一批人在1989年之后生活形态的写真。

问：您曾说，“‘身在北大’已是我的宿命”（《记忆的神话》“后记”）。您在课堂上也说人应当不断飞跃，在您的一生中有两次飞跃，一次是从家乡到县城初中，一次是从高中到北大。在完成这两次飞跃之后，您认为自己的下一次飞跃在哪里？是不是也会在您视为宿命的北大完成？

答：我一直欣赏法国作家纪德的一句名言：“不论是你的家庭，或是你的乡土，只要你已经把你所处的环境里的新东西，压榨得净尽之后，你就必须要离开它。”海明威也说：“一个人是需要不断地移植自身的。”这些话都表达了一个人获得飞跃的必要条件。我也总是在课堂上建议我的学生出国留学，或者到其他高校读研究生，这是他们超越北大的最好的途径之一。至于我自己，一直在渴望这种新的飞跃。这种飞跃的契机是新的意向和新的资源——思想资源与精神资源。而北大日益学院化和体制化的倾向并不利于这种新的思想与精神资源的创生。它需要到新的生存环境中去寻找，比如民间或者国外，而单凭书本的阅读和封闭的学院体制中的闭门造车是无法获得的。

问：谈谈您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对北大的感情。最近，《南方周末》发表了史铁生致北大校友的公开信，对北大颇多指责，谈谈您的看法。另外，在您的学术生涯中，一定得到很多老师和朋友的帮助，聊聊他们吧。

答：什么是北大精神和传统，这是一向被讨论的热点。科学民主、爱国主义都是北大的传统，我完全赞同。但是我个人认为，北大的精髓是自由，是一种自由的空气和氛围，是一种钱理群老师从鲁迅身上所概括的中国知识分子世纪传统：“个体精神自由”。这是知识分子也是北大人的立命之本，我们什么都可以失去，但是这种“个体精神自由”不能丢。为了维护这种“个体精神自由”的传统，我们甚至可以用生命为代价，就像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从知识分子的信仰的意义上来说北大的精神。至于日常校园文化和生活的层面，北大的精神也是一种自由精神。它不是放纵和散漫，而是在自由散漫的外表下隐含着一种真正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一种超凡的领悟力。我记得自己还在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北大的校友——作家张承志来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我们学生座谈，他说一个真正优秀的大学是有一种“魂”的，北大就是有这种“魂”的学校。他每次回到北大，一进校园，就喜欢深呼吸嗅一嗅，每次都感到北大连空气都和其它地方不一样。我也就是在那一次座谈会上，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对北大产生了深深的依恋的情感。

真正濡染了北大传统的学生多少都有点“弃绝”的精神，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论语》里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北大当然有很多人很狂，社会上有一种舆论就这样评价北大学生。这其实是北大的骄傲。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些狂者，他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是我想说的是，北大精神中还有另一层面，就是“狷者”。他们是有所不为的人，所以似乎不为人们注意和觉察，因为功利心与他们绝对无缘，他们不是什么都要，不在乎蝇头小利，而有高举远慕的气质，有追求“大道”的精神，这些人是我所认为的北大出身的最有境界的学子。

答：我更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教师，就像我的硕士导师钱理群先生以及博士导师孙玉石先生那样。我喜欢从学生那里获得精神的养分，我十分赞同我的老师洪子诚先生所引用的钱理群先生的一句话：“我们从学生那里得到的，其实比给予他们的多。”我对教师生涯和大学课堂一直心存敬畏，在讲台上也不像我的有些同事那样潇洒自如，那样放得开，可能就与我的信心不足有关，因为我认为在如今的所谓后喻时代，学生知道的新东西可能比老师要多得多，所以往往是学生指导老师，而不是老师在指导学生。学生找到了个新的课题，逼迫你自己得去关注和了解，否则你就会跟不上他们的兴趣与思路。这就像洪子诚老师所说的那样：“为了不辜负那些渴求知识的青年人，为了能和他们对话，你就不敢过于懈怠，就要不断学习，包括从他们那里学习。”所以我认为身在大学，首先的身份和职业是教师，其次才可能是学者。当然，身在北大的特殊之处在于，你自己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是没有办法成为称职的教师的。

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重点如果说有，是在诗学领域。我最近关注于文学性的话题。我觉得文学之所以是文学，一定有它的本体规定性是其他知识与文化领域无可替代的。文学追求的是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人怎样“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人类的生存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生存，是因为人的存在有一种诗性意义。人类观照生活有一种诗性方式，就像传统的浪漫主义所表述的那样，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浪漫心”，这并不是一个过时的表达。我欣赏心理学家容格的一句话：“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这盏灯就是“诗性”之灯。它使人类原本并无目的和意义的生存有了意义和目的，从而对虚无的人类构成了真正的慰藉，正像暗夜行路的孤独旅人从远方的一点灯火中感受到温暖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文学本体之所在。当今的文学研究有逸出文学性的迹象，把文学做成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我也赞赏这些做法，但是我自己想回到文学，看看这盏诗性之灯是怎样点亮的。

问：我曾对朋友说，“吴晓东的文字充满诗意（这种诗意不是来自文辞的华丽，而是一种感觉，使阅读成为一次快乐的旅行，也许这后面是作者苦心经营的雕琢），读他的书令人沉静，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平抑浮躁的力量。”我将这种阅读体验的产生归结为文风的踏实沉稳，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这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在您前期作品《阳光与苦难》当中，也有很多凌厉的文字，如今的沉稳，您认为是写作的成熟，还是青春的消逝？郑勇在《室内生活的心跳——阅读吴晓东》中说，“吴晓东的文字有一种出尘的洁净，显出刻意和苦心，连同他的那些沉思冥想倾向，多少让人想到他所欣赏的《画梦录》时期的何其芳，以及何其芳的辽远的黄昏独语。”您在写作过程是否也刻意追求过某种风格，您认为自己文字最大的风格是什么。

答：每个人都有一段激情写作的年代，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几年以余凌的笔名给《读书》写的一些文章就属于这种写作，加缪20岁时的敏感而躁动的散文写作是我那时的榜样。我个人很怀念那时的写作状态。尽管那些文章有可能幼稚，但却似乎是我如今无法重复的，正像生命的经历无法复现一样。如今我喜欢的是一种既明白晓畅，又有感悟力和思想力的文字。同时我仍希望用不同的文体写作，既需要严正的学术文体，也渴望有穿透力的诗意文体。这些当然都没有达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问：在很多人眼中，8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神话，谈谈您对80年代的记忆和感受。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或新世纪的今天有什么不同。

答：我在《阳光与苦难》一书的后记里集中谈到了80年代，我认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典型的心态。而80年代的学子具有普泛性的心绪则是流浪感和对归宿感的寻找。当年罗大佑的歌，他的“亚细亚的孤儿”、“台北不是我的家”、“飘来飘去”都以一种文化的乡愁和在现代都市中找不到归宿感的浪子情怀，撩拨着一颗颗年轻动荡的心，成为80年代北大人的音乐圣经。如果再加上崔健的“一无所有”，从流行歌曲中便可以比较完整地把握一代学子的心迹。燕园自己的歌手们的创作更是强化了这种漂泊的心路，正像我当年写过的一篇幼稚的习作《流浪的校园》中提到的那样：“那些在校园的夜空中飘荡着的歌曲大都是一个主题：流浪，以及几经惨痛、爱恋和渴望最后所得到的孤独的慰藉。”因此可以说80年代是匮乏归宿感的时代，同时也是寻找归宿感的时代。正是这样的历史特征赋予了一代学子浪迹天涯的本性。翻一翻当时五花八门的校园文学杂志，诸如漂泊、游牧、流浪的字眼儿所在皆是。而绝大部分学子所谓的流浪，恐怕不过是挎着书包，拎着饭盆，一路叮当作响地从宿舍流浪到教室、图书馆再到食堂而已。因此流浪的真正确切的含义可能更是假想中的精神之旅，是一种心态，一种意向，一种试图超越具体的现实生存处境的渴望，一种兰波式的“生活在远方”的激情。尽管我们都把母校看成自己精神和生命的家园，但家园只有在远离它的游子那里才真正具有诱惑力。我的本科和硕士阶段那些在我看来天分极高的同学正是带着这种告别家园的情怀走出北大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把80年代渴望漂泊的心绪审美化理想化了。客观地说，在一代人“流浪”的表象背后，既有对未知生活形态的向往，对完美生命形式的憧憬，同时也混杂着一种青春本能的骚动和现实中无可附着无从寄托的悬浮感。这一切为学子们的现实生存带来了几分躁动、不安、焦灼的情绪，它可以转化为反体制的破坏力量，在一次次学潮中把青春的激情发泄到极致；它同样也表现出对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的巨大热情，那种对远方的神往之中总有一种世纪末的今天所匮乏的非功利色彩。一届届学子在课堂、沙龙、讲座中更执迷的是价值的探讨、文化的反思、终极的眷顾，是一些学理性的本原性的深玄的命题。尽管在时人乃至后人眼中不免志大才疏，但更可贵的却是高举远慕的心气。那时候的校园，似乎连空气中都弥散着天马行空般的自由的精灵。

80年代在今天看来已然显得很遥远了。一个短暂的十年如此迅速地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历史时代，已经开始存留在往事的追忆和怀旧的心绪中。这种感受多少有些令人怅惘。也许这种“过来人”的心态本身就值得我深深反省。它意味着我与塑造着新的精神史的更年轻的一代人之间心理上已产生了某种距离。如今我的生活已趋于安定，有可能就这样在燕园当一辈子教师了，人生好像已过早地进入了一个平稳的河流的中段，似乎已可以预见到了入海口。或许80年代留在我记忆深处的那种漂泊的激情也要由此而丧失了。所以我必须警惕自己身上的安逸、圆熟与中年特征，警惕逐渐开始有的好为人师的感觉，警惕自己自觉或不自觉地纳入各种体制之中回过头来约束更年轻的一代人。这就是我为什么仍旧需要时时怀想一种漂泊的心境，一种心灵动荡不定的感觉。那种感觉使人常常感到无依无靠，无援无助，也常有寂寞孤独的心绪，但心灵却是极度敏感，向大千世界开放，像一个未谙世故的少年人，容易受伤害，但也容易受感动，容易接纳整个世界，接纳一切新鲜而陌生的体验。我在当班主任的时候不止一次向学生们推荐作家张承志在《游牧的校园》中的一段话：“一切有意味的东西都要在不安定的徘徊中寻找。”如今想来，把这一段话作为自勉也许更好。一旦你感觉安定了，也许你平庸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80年代究竟把什么留在一代学子的记忆深处心灵深处乃至人格深处？这是我和学生们常常讨论的一个话题。这恐怕是很难回答清楚的。但在80年代的遗产中至少应涵容那种漂泊的心迹，那种对理想生命方式和人格方式的渴望。至今我仍把这种涌动在心灵深处的漂泊的渴望看成自己生命中唯一仅存的弥足珍视的旗帜。它使我在日渐职业化的教师生涯中还能多少保留点对自由生命的憧憬，对一股少年人的锐气的向往，保留一点一代代学子身上那固有的蓬勃的朝气。这或许是永远逝去了的80年代留给我个人的一份最重要的遗产。

当然，我们也的确把80年代神话化了。这会掩盖一些历史的真实逻辑。比如在80年代中已经隐含了走向90年代的一些固有逻辑。但是90年代随着商品化大潮的如期而至，一种作为80年代的标签的理想主义和启蒙理性也日益消亡。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每个人都会被这个阶层严重分化的社会进行“资产重组”。90年代既造就了“成功人士”，富人阶层，也造就了“弱势群体”。而从社会的主导舆论中，你会嗅出一个所谓的“主流社会”正在生成，每个家长都孜孜不倦地教诲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进入这个“主流社会”，掌握它的游戏规则。这个社会的主流舆论中嫌贫爱富的风气已经形成。而大学正是进入“主流社会”的最直接的天梯。这对于今天的大学理念，对大学生的心理渴望和理想的预期都有重要的影响。

问：物质膨胀的社会，文学地位逐渐没落。预测一下新世纪文学的走向，文学有无重现昔日辉煌的可能。

答：在今天的媒体和信息多元化以及无限膨胀的时代，文学的没落是必然的。我看不到它在新世纪重现昔日辉煌的希望。

答：很多学生都一再问过老师们这个话题。而涉及对当今的大学生的评价的时候，我一向都格外谨慎。因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都有自己的选择。比如社会舆论较普遍地认为今天的大学生容易受到商业化时代的功利主义和体制化的大学制度的双重束缚和制约，一方面功利心加重，有个人中心主义倾向，没有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则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受到了约束。一部分人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另一部分则汲汲于功名和利益。这都是我经常听到的评价。但是我会质疑这种评价标准和尺度。因为时代对他们的要求比我们80年代要严酷得多。我们那时要做的只是重要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而这一代人则要做更多甚至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那一代所面临的选择与诱惑都远远不如这一代人多。把我换成今天的大学生，我想自己可能是无法适应的，我会或者疲于奔命，或者一败涂地。而今天的大学生则普遍天资聪明，他们差不多什么都懂，什么都想学，好像什么都能应付得很不错。当然他们也比我们一代有更多的压力。如果这些压力不能有效地转化成动力，他们也会容易崩溃。这是严酷的时代和环境在他们身上必然透射的结果。

当我们这些教师在学生一辈中只看到缺点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变成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其实这掩盖了我们对他们越来越不了解和不想了解的悲哀事实。我一直在警惕的就是这种九斤老太的心态。而如果我们放弃对新一代的笼统的评价，想一想我所接触的一个个学生个体，我就会觉得他们都是很可爱的，值得作为老师的我的尊重。

问：以个人阅读体验的角度，向大学生推荐几部文学名著，并简述理由。

答：对我个人阅读史产生影响的书，我首先想到的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它使我进入了中国文化史和华夏美学领域，领略一种崭新的富于特殊魅力的历史叙述方式。我个人还迷恋卡夫卡和加缪的散文，从卡夫卡那里领悟世纪先知的深邃和隐秘的思想、孤独的预见力和寓言化的传达方式，从少年加缪那里感受什么是激情方式，感受加缪对苦难的难以理解的依恋，就像他所说过的那样：“我很难把我对光明、对生活的爱与我对我要描述的绝望经历的依恋分离开来。”“没有生活之绝望就没有对生活的爱。”同时从加缪那里学习什么是反叛，怎样“留下时代和它青春的狂怒”（《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探索人类记忆机制和美学的大书，也是人类探索时间主题和确证自我存在的大书。它同时也是令人感到怅惘的书，就像昆德拉说的那样：“一种博大的美随着普鲁斯特离我们渐渐远去，而且永不复回。”我还喜欢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从中领略20世纪作家文学想象力所可能达到的极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教会我们怎样保持“压力下的风度”。而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则使我了解到现代主义作家对人的生存境遇和存在本身的无穷追索，对小说本身的可能性限度的探询。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则使我体认到在历史理性和强权目前，所谓的爱“是孱弱的”，它的价值只是在于它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代表着人彼此热爱、怜悯的精神需求，代表着人类对自我完善和升华的精神追求，也代表着对苦难的一种坚忍的承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斯捷尔纳克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固有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对苦难的坚忍承受，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对灵魂净化的向往，对人的尊严的捍卫，对完美人性的追求。帕斯捷尔纳克是俄罗斯内在的民族精神在20世纪上半叶的代表。他的创作深刻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虽然饱经痛楚、放逐、罪孽、牺牲，却依然保持着美好的信念与精神的良知的心灵历程。当然我持久阅读的还会有鲁迅。要了解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骨气和生活世界，就无法绕开鲁迅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