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学经典对话
19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学是产生了一个个文学巨人的时代。当关汉卿、曹雪芹、蒲松龄创作了值得世代中国人引为骄傲的不朽名著的时候，西方的文学家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雨果们也在创造着同样辉煌的篇章。这是人类心灵史上星光璀璨的时代，也是文学大师们为后人缔造了文学经典的时代，那一部部脍炙人口的文学经典必将穿越今后的无数世纪，始终照彻人类历史的夜空。
那么，究竟哪些作品可以称得上是文学经典呢？正如那些文学史上获得公认的不朽名著所昭示的那样：所谓的文学经典是那些最能反映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图景，反映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精神命题，最能反映人类的困扰与绝望、焦虑与梦想的创作，是了解一个时代最应该阅读的作品，正像了解中世纪的意大利必须读但丁，了解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必须读莎士比亚，了解19世纪的法国必须阅读巴尔扎克和雨果一样。恩格斯就曾经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上升，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在这个意义上说，巴尔扎克穷尽的是人类生存的社会历史的外部图景。另一方面，西方文学的历史，也是思想家层出不穷的时代。一个个思想的巨人在作品中提供着人类堪称最深刻与最博大的思想，探究了人类生存的处境，追问着存在的基本问题。无论是卢梭对人性“回归自然”的表达，还是帕斯卡尔把人界定为“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无论是莎士比亚借助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思考生存或者灭亡（to be or not to be），还是歌德通过浮士德把自己灵魂抵押给魔鬼去探询极限的生命……都为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示着文学经典中的思想魅力。而雨果的诗歌和小说则更致力于人类心灵的剖析，并充分印证了他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最浩瀚的是海洋，比海洋更浩瀚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浩瀚的是人的心灵。”这一切，都为我们诠释着什么是文学经典的定义。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则这样界定什么是“经典”：“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这是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提供对经典的界定。博尔赫斯启迪我们，所谓经典不是浩繁的图书馆中那些蒙着厚厚的灰尘让人望而生畏的大部头，而是那些与我们读者的种种需求息息相关的鲜活的文学话语。每当我们在现时生活中遭遇困扰和危机从而需要去祖先那里寻求帮助和解答的时候，经典就会焕发出应有的活力。“世世代代的人”之所以对经典具有一种“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正是因为它是后来者与人类那些伟大的先行者进行对话的途径。
就我对西方文学经典的阅读而言，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雨果的《悲惨世界》、梭罗的《瓦尔登湖》、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都为我们与文学大师笔下的不朽思想和经典人物进行心灵对话提供了范例。
首先向我们走来的人物是堂•吉诃德。这个看上去疯疯癫癫竟与风车进行搏斗的小丑般的形象，即使在问世多年之后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所处的历史时代，也曾经“是与荒唐、愚蠢这几个字意义相等的”（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倘若我们对课文中堂•吉诃德那句“不过我希望您能觉察出，我并不像一眼看上去那么疯癫愚鲁”的道白没有像堂•吉诃德所期望的那样予以觉察，恐怕会同样把这一不朽人物等同于荒唐、愚蠢的代名词，从而忽略堂•吉诃德身上所具有的丰富的典型意义。但是，文学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也因为它们造就了无数经典的阐释者。多少年来，文学史家一直津津乐道着下面这个不乏神奇色彩的史实，这就是屠格涅夫在《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1860）一文中曾经指出过的：世界文学史上堪称最伟大的两部经典著作：莎士比亚的不朽悲剧《哈姆雷特》的第一版与塞万提斯的传世小说《堂•吉诃德》的上集“是同一年出现的，同是在十七世纪初叶”[1]。这个偶然的时间巧合在屠格涅夫那里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学意义：“我感到《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同时出现是值得注意的。我觉得，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就是人类天性赖以旋转的轴的两极。我觉得，所有的人或多或少地属于这两个典型中的一个，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或者接近堂•吉诃德，或者接近哈姆雷特。”
屠格涅夫的观点既揭示了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两个文学典型对人类理解自己的天性的意义，同时也启发我们去进一步理解什么是文学经典所应该具有的魅力和品质。一个反映着人性的基本层面的文学经典形象，其重要特征是多重阐释性，这取决于人物本身的丰富性。堂•吉诃德这一形象之所以经得起后代评论家的一再阐释，正是人物本身内涵的丰富性所决定的。在无数评论者汗牛充栋的评论中，至今最好的阐释也许仍旧是屠格涅夫在1860年所作出的：“堂•吉诃德本身表现了什么呢？首先是表现了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简言之，对超出个别人物之外的真理的信仰，这真理不能轻易获得，它要求虔诚的皈依和牺牲，但经由永恒的皈依和牺牲的力量是能够获得的……他的坚强的道德观念（请注意，这位疯狂的游侠骑士是世界上最道德的人）使他的种种见解和言论以及他整个人具有特殊的力量和威严，尽管他无休止地陷于滑稽可笑的、屈辱的境况之中……堂•吉诃德是一位热情者，一位效忠思想的人，因而他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与堂•吉诃德相对，屠格涅夫用“自我分析和利己主义”概括哈姆雷特，称他为一个“怀疑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热情的信仰和理性的怀疑构成的正是人性彼此参照和不断对话的两极。而《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这两部经典的漫长的阐释过程，其实正是两个文学典型之间从未间断的对话过程，同时也是人类不断与先驱的思想者进行对话的过程。我们今天面对文学经典，重要的不是对经典的顶礼膜拜，而恰恰是以平等的心态与人类思想的先行者及其阐释者进行对话。尽管这种对话过程注定是更艰难的，但是经典的意义也恰恰正在这里，它不会许诺给你轻松愉悦的阅读快感，但肯定会带给你艰辛的思索和思想的领悟。比如，当你读到屠格涅夫所谓“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或者接近堂•吉诃德，或者接近哈姆雷特”，“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征”时，与先行者进行对话的初衷势必要求你作出自己的判断，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你同意作者的观点吗？你的气质更接近谁？”“这两种天性，各有什么价值，同时又可能预伏着怎样的问题，甚至危险？”[2]
而捷克小说家昆德拉则从“冒险”这一人类主题的角度去理解《堂•吉诃德》。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曾把“冒险”称为“小说第一大主题”。可以说，每一代人都在重写一个冒险的故事，冒险的故事因此既是生命个体的故事，同时在总体上又构成了人类的故事。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正可归入这一“冒险”的主题类型中。海明威曾经称“一切现代美国文学来自马克•吐温的一本书，叫作《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这是我们最好的一本书，一切美国文学创作都从这本书来。在这以前没有什么东西，打它以后的东西没有这么好”。[3]这部缔造了“一切现代美国文学”的名著，讲述的是美国内战以前白人少年哈克贝利•芬与黑奴吉姆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逃亡历险的故事。这也堪称是一个马克•吐温向文学前辈塞万提斯表示致敬的故事，因为文学中关于“冒险”这一主题和故事原型的最著名的创造，正是塞万提斯笔下不朽的堂•吉诃德形象。
告别了堂•吉诃德，我们又遭遇了雨果笔下《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改变一生的事件”这一标题是编者所加，但却恰到好处地提示了这段小说的题旨。这是大多数雨果的读者对《悲惨世界》这部小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这一直抵灵魂的篇章，揭示了主人公冉阿让一生中最惊心动魄也最为关键的时刻，从而为我们继续与人物进行心灵对话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你不太熟悉19世纪的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你会觉得《改变一生的事件》的后半段对冉阿让心理的连篇累牍的分析或许是难以忍受的。但恰恰是这种长篇大论，构成了19世纪的小说特色，也提供着我们进入人物内心与人物进行思想交流和灵魂对话的路径。这种对心灵以及心理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与剖析的小说风格，我们在巴尔扎克的《驴皮记》、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的死》以及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的结尾也同样可以看到，它更是以“拷问灵魂”著称的俄罗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突出的特色。这些小说告诉我们：对人类灵魂的考掘与省察是19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地，由此文学也才称得上是人类心灵的教科书。雨果的这段《悲惨世界》正是直抵灵魂的典型小说段落。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的西方文学是产生了一个个思想家的时代，作家也习惯于在小说中对人物的思想进行连篇累牍的辨析。当然，如果你对这种心理分析和思想剖白的风格产生了自己的不同的见解，这也正是我们主张与经典进行对话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改变一生的事件》中的这些思想到底发生在人物冉阿让的心灵深处，还是作家赋予笔下人物的？这些思想剖析和心灵分析是不是必须的？在崇尚简捷和效率的今天，如何评价雨果（当然也包括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这种冗长的小说美学？这些疑问也同样困扰过当年的评论家，他们责备作者在小说中离开情节的插话太多：“大量的哲学议论拖延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但是正如法国作家莫洛亚所指出的那样：“长篇巨著没有这些冗长的描写只怕难得丰满。延宕、暗示、停顿、时间，有时这些都是必要的。”[4]19世纪的小说的独特的魅力恐怕正在这里，它以一种“延宕与暗示”的停顿空间为我们与经典对话提供了必要的时间，并要求着我们同样必要的耐心。
这种与经典对话的耐心，尤其是阅读梭罗的《瓦尔登湖》所必须的。“寂寞”构成了作者瓦尔登湖畔独居体验的主导心境，而我们读者只有抱持一种同样寂寞的心绪，才能真正接近梭罗的内心的角隅。缔造这种寂寞的心绪的，是作家所选择的一种“单独”的生存状态。就像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单独”是人类个体生存的基本方式之一。“所谓的寻求单独，真正寻求的并不是单独，而是想长时间地思考某些问题而不受其他人的干扰……单独对于人的灵魂有一种魅力，它几乎能唤醒一种醉意，这种醉意使人避开一切可能干扰这种亲近状况的事物。对单独的寻求其含义总是想固执于某种东西。”[5]因此，我们也就能理解梭罗在《瓦尔登湖•寂寞》中的话：“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到国外去侧身于人群之中，大概比独处室内，格外寂寞。一个在思想着工作着的人总是单独的。”
从《寂寞》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梭罗之所以并不真正感到寂寞，还因为他一直处在对话的状态之中：与大自然对话，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而惟其“单独”，才更能捕捉到喧嚣尘世中无法聆听的天籁，更容易抵达自己心灵的深处。梭罗所选择的离群索居的生存方式也许是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的人们难以企及的，同时也可能是不值得提倡的，但是那种在寂寞中求索自己的内心的状况，与真实的自我亲近，与自己的本心对话的生存体验，却是值得我们萦怀的。
如果试图寻找梭罗的先行者，或许就是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卢梭最后留给我们的经典是著名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与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样，《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也提供着一个孤独的隐居者在与大自然晤谈的过程中同时与心灵对话的忠实记录。这些对话，不仅慰藉了此后一代代的孤独者，同时启迪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交流的能力——与大自然，与我们的同类以及与我们每个人自己。而我们与文学经典的对话，最终学到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类正在逐渐丧失的能力。
【注释】
[1]屠格涅夫著，尹锡康译：《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参见王尚文、吴福辉、王晓明主编：《新语文读本》高中卷2，第80页，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王宁主编：《诺贝尔获奖作家谈创作》，第2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参见莫洛亚著，陈伉译：《伟大的叛逆者——雨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5]伽达默尔著，夏镇平译：《赞美理论》，第124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