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葬身之地是书卷”

如果在今天还存在一种把职业、生命、信仰统一在一起的生存形式，那么，一介书生的读书与文字生涯称得上是其中的一种。不过，20世纪或许是传统意义上那种“读书破万卷”的书生得以存在的最后一个世纪了。书卷的存在形式恐怕终将进入古董一族。而依旧执着地把读书写书当成事业甚或信仰，就有几许令人感动的意味。我读郑勇收入“曾经北大书系”中的这本《书生襟抱》，读出的就是这份感动。

“以书谋生，故自命书生”，这就是郑勇的“夫子自道”。淘书、读书、写书正被他视为“一己的人生选择，一种生活方式”。郑勇在“曾经北大”之前，也“曾经”浙江大学的机械系和苏州医学院。“1993年陡倦于山柔水温之江南，遂步武鲁迅，弃医从文”，从温柔之乡辗转到寒朔之地，从此也宿命般地与书结缘。他自称“在北大读书，最大的收获倒不在藏书颇富的图书馆或名师荟萃的讲堂，也非校园令人流连忘返的湖光塔影，而在逛书店的经历上”。长年身在北京，他竟没有到长城、故宫、香山一游，但三天不逛书店则有怅然若失之感。按他的说法，这种痴迷几乎迹近发烧友和追星族。由此我读《书生襟抱》，眼前竟会长久地出现郑勇在偌大北京城大大小小的书店间奔波，在簇新或发黄的书卷中留连，在几乎把自己也淹没的书堆中伏案的身影。

从郑勇所淘所读所评之书中大体上可以见出他的品味。“不薄今人爱古人”在郑勇那里是一种自觉。与同代人相比，郑勇也正多了一份传统修养与古典情怀。他的品书评书也就更有一种书卷气，是以知识与学术为支撑的，追求一种有学术背景的“书生之文”与“学者之文”，而不止于一般的才子型书评的印象式判断和才情的挥洒。他显然在塑造某种更深厚的东西，并试图使这种深厚构成他的底蕴。他因此选择的是一条更为奇崛的路径，这使郑勇理解中的书评之道关涉着现代知识与学术积累与阐发的“大道”。因而他的书评文字看似从容，实则艰辛。“文字不可轻作”在他是一直恪守的信条，表面上是简单的为人为文准则，实际上却关乎一种职业道德与写作伦理。而这种写作伦理在大众传媒铺天盖地的时代，显然是更弥足珍贵的。

书卷气在郑勇这里还意味着一种性情与境界的陶冶。这或许是所谓“襟抱”更真实的含义。在他谈钱理群的“天真、至情至性”，谈陈平原的“为人但有真性情”的背后，我仿佛也看到了同为性情中人的作者的影子。他对“弃医从文”的选择以及对北方生活的认同，并最终在书话与“话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天地与宿命，在我看来既顺乎着自己的性情，也获得了生命的更阔大豪迈的想象空间。我以前一直猜想，他的品书理想大概更接近周作人、郑振铎、黄裳一路，有趣味又有境界；然而，当读到他写鲁迅的文字，读到他对于鲁迅那种“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生命境界的憧憬，我才恍然他的襟抱中也有激愤和冲动。他放弃了沐浴暖国的雨而选择如粉如沙的北国的雪，或许正有这种天性与襟怀的必然性。

读《书生襟抱》，我最后想起的竟是一句诗：“我最终的葬身之地是书卷。”这句诗或许描绘的正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介书生的宿命，并终将在我们的身后成为我们最恰当的墓志铭。我们注定因书而生，也因书而死。因而，当“书卷”成为了我们的生存空间与生命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需要对它进行“存在论”意义上的反思。也许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那些可以异化人的诸种方式中，不知道是否包括“书”给人的带来的异化。书在成为我们的宿命的同时，会不会也成为我们的枷锁？我们也许对充斥于书堆中的蚕食时间与生命的文字垃圾抱有足够的鉴别和警惕，但是，我们对现代知识体系所制造的异化却可能缺乏足够的警觉与反省。而现代的知识体系与知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正具体存在于书卷与文字之中。此刻我联想到的是另一个大陆上的大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博尔赫斯。做过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本身就是一座活的图书馆。这使他的幻想具有一种玄学味与书卷气。他的玄想是以书籍、知识、掌故、历史为材料和背景的，由此他的玄想就进入了知识制度。但更重要的是，他同时也在瓦解知识制度。他以异质性的现代想象介入着同质化的知识世界，最终提供着以“文学性”反思现代体制的思想资源。对博尔赫斯的这种思想资源我们尚缺乏应有的体认。从某种意义上说，博尔赫斯提供的资源与我们的本土作家鲁迅对现代知识体制的反思殊途同归。而这种对现代知识与学术的反思的品质尤其应该成为生存于体制化时代的“书生襟抱”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