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成熟的思想者

韩毓海开始写作的年代正赶上80年代末思想解放大潮的尾声，他在20岁刚出头就已问世的两部学术专著《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锁链上的花环》大体基于这个时代启蒙主义的总体文化视域，相信“人性是同一的”，相信人类对于“生存和历史的记忆”能够恢复，并把他所研究的“五四”的课题自觉地纳入历史重建和中国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对于把自己拟设为一个思想者形象的韩毓海来说，虚拟一种宏观的历史叙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追求，这种追求使他的著作趋向于一种宏观的历史“建构”，尽管这种建构多半出于建构者的“幻想逻辑”。

韩毓海的文化随笔集《摩登者说》，呈现给读者的仍是一个思想者的形象。不过在书中怀疑精神逐渐取代了乐观的启蒙立场，并最终构成了思想的底色。他似乎不再确信历史本身有着连贯的叙事与逻辑，历史理性尚有待进一步消解，知识分子的人文话语也需要质疑，于是读者在书中更多读到的是对历史与当代文化现状的反讽与调侃，既充溢着智慧与洞察，也充斥了戏谑与嘲弄。这一切都准确无误地向人们展示出一个真正思想者应该具备的素质。书中淋漓尽致地挥洒着的摩菲斯特式的狡黠的智慧和戏谑中的洞察力都预示了年轻的思想者已开始成熟。在这个意义上，韩毓海走出了雅克•拉康所谓的“幻想逻辑”，进入了象征界，从而开始直面更真实的历史与当代的文化困境。

韩毓海把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几年看成是他那一代人真正走向成熟的开端。他的几个同龄的挚友都或先或后经历了少年心性的浮躁以及无所适从的焦灼，并试图从中获致一种沉潜的韧性。《为什么远行》一篇正从这个角度在为一代人立传：李书磊一个人默默地在西郊古槐下赁屋而居潜读古书，“夏夜之中，或许也有蚕冰凉地落入树下静坐的人的颈项上吧”？而另一个友人汪晖正“远放商洛山中”，在商洛古道的夕阳如血中感受“祖国清贫而雄浑的历史”。韩毓海本人则在1992年夏独自在燕园中徘徊，在丛生的幽草中体验“死亡和衰颓的气息无时无刻不在悄然进逼”。他在回味自我人生经历的同时缅怀北大神奇的历史并反省它不可避免的远离蔡元培和西南联大时代的趋向。然而，尽管在那个落寞的夏天韩毓海从“幽闭的大园”中体验的是“极尽繁华后的荒凉”，这个被一本名叫《精神的魅力》的书所描述为“青春的故乡和真理的化身”的燕园感召而来的山东少年，仍把他在北大生活的6个年头看成“最可贵的时光”。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怀，这里有他心底深处对于北大及其中国现代启示录般历史的眷恋，以及在90年代对于回复它往昔的光荣与梦想的希冀。或许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那个夏天像韩毓海这样更深切地感受到个体的命运是怎样与这座已然不再年轻的校园捆绑在一起。这或许正体现了他所激赏的一种“担承的英勇”，而正是这种“担承”构成了年轻的思想者走向成熟的更重要的标志。

似乎有些矛盾的是，韩毓海本人却在不止一个场合反省他的“少不更事”、“不能成熟世故”，而且态度是极其诚恳的。确实，熟悉韩毓海的朋友们都能感受到他的少年心性。“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在朋友聚会痛饮的场合，只要有了韩毓海，便有了无穷尽的乐趣。《摩登者说》中有一组文章冠名为《癫狂者说》、《化妆者说》、《口吃者说》等等，我觉得还少了一篇《模仿者说》。毓海兄的一大才华就是擅长模仿，尤其是模仿各路名人的言谈举止，惯用的话语和腔调，惟妙惟肖之极，每次都会让座中人笑痛几回肚子。模仿是儿童的天性，其中有一种成人遥不可及的率直与真诚，没有伪装，没有矫饰，也没有故作深沉。这一点读他的《摩登者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它是“发乎真情”的产物。这使韩毓海的散文随笔如同他的人一样充满魅力，而这魅力都远非“成熟”所能概括的。

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者的成熟并不意味着磨平棱角，失落锋芒。华夏文化本来就是持重而老成的文化，在这种文化大传统中保持一点激愤和硬气更是弥足珍贵的。韩毓海颇感叹于一些文人有所谓的“人文话语”而没有“人文的骨头”，正因如此，他在为李书磊《为什么远行》写的主题书评中高度赞赏一种“抗争宿命与逆境的意志”：“我想书磊的文章中若没有这个，也就没有了大气与文气，我们这代人若丧失了这个，也就丧失了面对人世沧桑之变的应变的支柱。”这种面对人世沧桑，与宿命和逆境抗争的“意志”或许是一个成熟的思想者更可贵的品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