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局”时代的思想小说

李敖先生在后记《我写<北京法源寺>》中对他的这部新著从小说学的意义上披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 James）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代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正因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

李敖正是在小说很难挽回自身的“颓局”的时代选择了小说这个形式的。这使他很清楚自己所面临的是一个挑战。在这种时代，他自己的小说恐怕面临的只有两个命运：或者加重这种“颓局”使之更“颓”，或者力挽狂澜，为小说寻找一个新的出路。从后记溢于言表的自信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尽管他对自己的小说是否已经为现代小说找到了一个新的出路没有十分的把握，但他似乎确信，他已找到了一种力挽“颓局”的方式，这就是“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于是我们就有了《北京法源寺》这本思想录。

作为一部思想录，《北京法源寺》中最特出的地方，仍是李敖激情澎湃的思想的传达。作者在小说中长篇大论地传达他自己对中国历史、哲学、佛学、艺术的百科全书式的了解，其中不乏智慧、明辨和胆略，但骨子里更接近于他的那些更为名世的惊世骇俗的杂文，只是在小说中借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物之口说出，少了几许杂文的锋芒而已。不过，在锋芒锐减的同时又多了几分东西，这就是肆溢的才华在淋漓尽致地表达的同时无法收敛的几许炫耀和得意。据《李敖回忆录》，曾任东吴大学校长的章孝慈称《北京法源寺》是一本才子之书，赞赏李敖真是有才气。这种炫耀和得意仍是才子气的反映。

无论怎么说，选择“思想小说”的形式在李敖先生那里终归是一种明智之举。这使他对中国思想史的一贯的钻研和横溢的见解找到了一种新的载体，也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表现他作为一个杰出思想者的固有形象，同时也意图在小说写作形式与技巧方面趟开一个新的路子，可谓一举多得。不过，李敖在其“思想小说”的写作中自觉地暗含了对小说体式的独特思考，与写就了吻合于自己的才华和擅长的“思想录”之后再追加其小说学方面的追求，是确乎有所不同的，尽管这对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文本本身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李敖对现代小说“殊少前途”的评价可能过于悲观了。小说固然面对影视的挑战，在视觉映像上也确然落伍，在传播媒体上也不免败绩的厄运；但另一方面，现代影音艺术的挑战也使小说终于发现了它自己区别于影视和映像艺术的真正本体和优长所在。其中也包括李敖所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就像前捷克小说家昆德拉在李敖之前所做的那样。但小说的出路和可能性远远不仅是李敖的“思想小说”所能概括的。表达与加强思想，只是现代小说所可以选择的诸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如果仅仅认为加强思想就是挽回“颓局”的唯一选择，那才将使小说走向真正的颓局。

有人认为《北京法源寺》不是小说，而是历史文本，影射作品，思想传记。我倒是把它当作小说来读的。这并不是说现代小说包容万象，自然可以把“思想小说”网罗其中，而是说《北京法源寺》仍具有“小说性”的因素使其成为小说。这种小说性的东西当然不是思想本身，小说可以容纳思想并不是说是思想使小说成为小说，恰恰相反，如果仅仅有思想，《北京法源寺》倒肯定会沦为一部非小说的思想启示录。那么，使《北京法源寺》成为小说的是什么呢？正是“法源寺”的意象本身。当李敖直觉地捕捉住“北京法源寺”的小说意象的同时，他也就为自己真正找到了小说形式。支撑起《北京法源寺》的小说性构架的，不是思想，恰恰是“法源寺”这一“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正如作者在小说《尾声》中所写：“所有地面上活动的，都化为尘土、都已躺下；剩下的只有那静止的古刹，在寒风中、在北国里，悲怆的伫立着……多少悲怆因你而起、因你而止、因你而留下串联、血证与碑痕。”由此，“法源寺”衍化为小说中的空间形式，最终穿越了漫长的历史时间，成为小说的真正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