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学的自觉”？
竹内好的《鲁迅》一书中一个焦点问题是关于“文学的自觉”的问题。正如木山英雄先生所说：“竹内好的《鲁迅》全部章节都是以鲁迅内在的根源性的‘文学的自觉’、或者从宗教体验进行类推的所谓‘回心’这个唯一的焦点或者假设为主题的。”（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所以“文学的自觉”以及“回心”的范畴是谈论竹内鲁迅无法绕过的问题，在竹内的鲁迅像中具有原点的意义。但是竹内好通过鲁迅研究所获得的“文学的态度”在我的理解过程中却表现出内在的矛盾性，带来的是困惑。趁这次会议之机，我把自己读解竹内鲁迅过程中感到的矛盾与困扰表达出来，就教于竹内好研究的诸位专家。
众所周知，竹内好把“文学的自觉”以及“回心”看成是鲁迅内在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说为鲁迅提供了所谓的原点和毕生的回归之轴，这构成了解释鲁迅一生创作和思想的一种整体观照模式。一旦涉及鲁迅的原点之类的发生学问题，总难免有玄学化的迹象。包括我自己也陷入过这种误区。我在2000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鲁迅的原点》，而我想谈的问题就从对我自己这篇文章的自我反省开始。
我关注鲁迅的原点问题开始于对竹内好和伊藤虎丸的阅读。竹内好和伊藤虎丸都非常重视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的重要性当然是自不待言的，在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这篇小说无论对整个新文学史还是对文学家鲁迅都有原点的意义。但更有意义的问题是：《狂人日记》作为鲁迅新文学创作的原点，究竟是怎样生成的？它当然不可能是鲁迅在1918年4月的某一个晚上一气呵成的产物，它之所以形成的内在的思想和经验的积累只能在鲁迅此前的生平传记中去追寻。那么，竹内好和伊藤虎丸先生也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寻找到了鲁迅的绍兴会馆时期，并把这个所谓S会馆的“蛰伏的时期”看作鲁迅一生中的最重要的时期。竹内好在写于1944年的《鲁迅》中这样说：
他还没有开始文学生活。他还在会馆的一间“闹鬼的屋子里”埋头抄古碑，没有任何动作显露于外。“呐喊”还没爆发为“呐喊”，只让人感受到正在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
借助“回心”这个概念，竹内好试图为鲁迅的一生寻求“原点”，寻求鲁迅的“骨骼”形成的时期。也就是说，正是这一时期使鲁迅形成了一种生命的原理性的东西，这种原理性的东西就是鲁迅的赎罪文学意识，从而使鲁迅“文学的自觉”最终得以完成。
我最初接触竹内好的时候，被他的这种阐释深深打动，因为我在读鲁迅的各种传记时，总感到有一个晦暗不明的时期，这就是从辛亥革命到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之前的S会馆的时期。鲁迅的多数传记触及这一段生涯的时候，或者是减少叙述，一略而过，或者是把这一时期判定为鲁迅颓唐消沉的阶段。而竹内好的《鲁迅》不仅没有回避这一时期，而且恰恰从中发掘了深刻意义。在鲁迅这个看似消沉的历史阶段，却恰恰孕育着文学家鲁迅的原点。这是令我感到既信服又钦佩的。
但是问题也随后就来了：这个生成着鲁迅的原点的时期毕竟是缺乏鲁迅自己文字的实证材料的，因为鲁迅当时究竟在想些什么，研究者在鲁迅的日记和他当时的往来书信中都很难找到。那么竹内好是怎样形成这个基本判断的？他的依据就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而恰恰在这里，竹内好以及受他影响的我本人，有可能陷入了一个逻辑上的陷阱。换句话说，竹内好讨论的是作为文学家鲁迅的原点的《狂人日记》是怎样生成的，而这个讨论却只能借助于《狂人日记》本身，这就有可能陷入循环阐释。原点及其使原点成立的依据之间自相缠绕，就形成了一个逻辑的循环。
这种逻辑的循环之所以产生，与竹内好对原理性问题的追求有关。事实上我很喜欢竹内好和伊藤虎丸著作中酷爱原理性和本原性思考的偏好。他们追求的是问题的终极解决，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本质直观的能力。这种对原理和“原体验”的执著，是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匮乏的品质。但是另一方面，对原理性和发生学问题的执著会不会潜伏着流入玄学化的危险？对终极性与本原性问题的思辨往往必须诉诸于玄想。一旦缺乏历史细节和文字依据，就通常只能去寻找玄学支持。比如鲁迅在S会馆时期所获得的那“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竹内好的著名说法是把它比喻成一个“影子”，“黑暗”，进而又把它理解为“无”：“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这就似乎更近于玄学了。
木山英雄称：“一旦接受了所谓决定性的‘回心’这样一种超越实证直逼要害的论旨，其它也就再没有什么可说了。”因为竹内好的方式解决的已经是非常彻底了。玄学化的思维有它的深刻性和彻底性，但是另一方面，对原理性与终极性的问题的迷恋容易使对象服从于自己拟设的理论和逻辑框架，其中有一元论的陷阱，得出的结论就往往避免不了本质主义的特征。当然这种本质化的鲁迅决不是竹内好的本意。在著名的《何谓近代》一文中，竹内好这样定义历史：“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这种无数殊死搏斗的瞬间意味着主体的过程性，是不可能有一个实体的确定的主体存在的。但是竹内好在描述鲁迅像的时候，却恰恰用“回心”的原点使鲁迅定型化。竹内好说：
鲁迅如何变化并非我所关心，我关心的是鲁迅如何没有变化……因而对于生平的兴趣，也不在于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而在于他一生唯一的一个时机、他获得文学自觉的时机、换言之是获得了关于死的自觉的时机是什么时候的问题。
这正是对一元论鲁迅像的坚持。木山英雄先生认为竹内好以“回心”说为鲁迅设定了一个“不动的核心”。由此使我联想到的是，探究原点之类的发生学问题往往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比较容易玄学化和使对象实体化，尤其在后来者的解读中更容易把竹内的鲁迅像本质化。
竹内好回心和赎罪说当然构成了一种观照鲁迅的重要视野，这种视野对于冲破中国学界由于多年来受各种意识形态的限制所形成的僵化思想学术模式有巨大意义。但倘若把回心和赎罪意识看成鲁迅的唯一原点的话，就可能同时遮蔽了鲁迅的可以多重阐释的复杂性。高远东先生最近有一篇文章：《“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几点分析》，强调竹内好曲解了鲁迅的仙台经验，忽视了鲁迅文学发生的多原点的特征。这篇文章对我反思自己的观点有很大的帮助。此外除了仙台经验，也许还有东京经验，即创办《新生》杂志阶段的经历和广泛的阅读，都可能对塑造文学家的鲁迅有过深刻的意义。当然不满足竹内好的“文学者”鲁迅形象的还有丸山升，丸山先生就试图用“革命人”的鲁迅形象去弥补竹内鲁迅的一元论模式。但是诚如伊藤虎丸所说：“革命人”的鲁迅也陷入了新的一元论。为什么总有出色的研究者重蹈一元论的覆辙？我认为这是“整体把握鲁迅像”的学术追求带来的，对原点和整一模式的追求，总是难以避免一元论。2005年11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左翼文学的时代”的讨论会上，张宁先生发表了文章《罪、责、介入与非政治的政治性——试论鲁迅向左转的内在奥秘》，则试图用来源于竹内好的鲁迅的罪的意识以及赎罪行为统一30年代的鲁迅，在我看来，这是把竹内鲁迅的模式扩大到左翼时期，也是一种“整体把握鲁迅的模式”。
何以竹内好迷上了“回心”与“抵抗”的概念。通过阅读孙歌、木山以及尾崎文昭几位先生的介绍与研究，我理解了竹内好解读鲁迅的具体的日本历史与政治语境。可以说，构成了竹内好解读鲁迅的真正主导动机，是他企图回应自己所处时代的日本问题。鲁迅由此成为了文化的“他者”，并且被竹内好内在化为日本自身的问题。竹内好这种选择当然具有他的历史合理性。我的困惑在于，我们如何能够从应该被语境化的竹内鲁迅中引发出对今天的中国学界有效的资源？我们对竹内好的分析是不是过于强调了历史主义的视野？我们如何剔除“竹内鲁迅观”内在的一元论式的玄学意味？竹内好鲁迅研究中有没有可以独立出来的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竹内鲁迅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更值得关注的启示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些问题当然是我无法回答的。我下面的话题只涉及我对竹内好的“文学的自觉”以及“文学的态度”的基本估价。我之所以认为竹内好构成今天中国学界的一个重要资源，也正是从文学的态度或者说文学性的意义上说的。
关于竹内好所赋予“文学”的意义，我是从尾崎文昭先生在北大中文系的“左翼文学的时代”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竹内鲁迅与丸山鲁迅》中获得了更深切的理解的。尾崎文昭先生指出：
竹内氏在鲁迅身上发现的“文学”，不是情念与实感，而是在这一词语深处的伦理。或者说，是在那种意义上作为机制的思想。这、也只有这一点，才向竹内氏保证了对于“政治”的“批判原理”。
我认为这是纠正我们目前对于“文学”的狭隘理解的更有效的定义。竹内好理解的文学，恐怕不是我们中国学界一度从文学的自律性的意义上理解的文学，竹内好说鲁迅“通过与政治的对决而获得的文学的自觉”（《近代的超克》，53页，三联书店，2005），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竹内好所说的“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同时，竹内好的“文学”是诉诸于伦理实践的，是一种作为机制的思想。这都会丰富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竹内好看来，鲁迅的文学的自觉是与回心与挣扎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鲁迅的文学的自觉的核心其实是主体的真正自觉的过程，是在处理伦理、宗教以及思想的机制的过程中获得的原理性的自觉。其中一个基本原则是孙歌先生所阐述的“发自内部的自我否定”。“只有自我否定才具有否定的价值，而任何不经过自我否定的思想与知识，任何来自外部的现成之物，都不具有生命力，都是死知识。”（孙歌：《竹内好的悖论》，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这就是竹内好所谓的文学的态度。这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在自我挣扎自我否定中建立自己的真正历史中的主体的鲁迅形象，而我们今天缺乏的正是研究者自身的通过挣扎和自我否定过程的主体性的建构，缺乏的正是这种自我否定的知识。此外，竹内好鲁迅研究中表现的方法论，有一种本质直观的特征。这种“本质直观”对于弥补我们的研究中洞察力和想像力的缺乏，也具有启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