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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自主性”的向度——在文学自主性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语境当中，“文学自主性”成了一个越来越值得讨论的问题，也是学界渐渐开始关注的问题。李陀在《漫说“纯文学”》^[1]一文中比较早地涉及了这个议题，进而引发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反思。

我比较赞同首先把“文学自主性”看成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命题。作为理论问题，必须追溯它的历史轨迹。我们这一代年轻学人更熟悉的还是韦伯。韦伯是从现代性的发生的角度讨论审美或艺术的自主性是怎样独立出来的。韦伯认为现代性的实践以及现代文化的特点是把前现代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科学、道德和艺术；也有另外的表述：知识、伦理和审美。这三个领域是各自独立的，都有自己的自主性。按哈贝马斯的说法，这三个领域一经区分，就像给电脑硬盘分区一样，都成为有效性的特定形式。如此一来，知识、伦理和审美问题就都正规化了，并成为了一种专业化的结构。而文学自主性问题，也是随着这种三个领域的独立而历史性地产生了出来。这就是韦伯的思路。但其实这种表述要在康德那里去找更早的理论根据，这就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完成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简单地说来就是：“真善美的统一。”真善美三个命题正好对应于三个不同的独立的领域，即所谓的科学、道德和艺术。其中审美的环节，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集中讨论的，也是他特别看重的。因为康德发现如果没有审美这一环节，科学与道德就是一个二元论的框架，两者无法统一为一个整体，《判断力批判》在康德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性就在于发现了科学与道德二者的中介，这个中介也就是第三个环节：审美，从而一下子把科学与道德统一起来了。用康德的话说，审美把“哲学的两个部分联结为一个整体”，审美的作用就在于克服了科学与道德的二元论。这一观点具有特别的创造力，即认为审美是真与善的中介。如果说“真”是理论的范畴，“善”是实践的范畴，那么理论与实践其实是在审美这里相遇并融为一个整体。80年代，李泽厚在人类学本体论中提出“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也是以美为中介将真和善结合在一起。这些说法的渊源也在康德那里。宗白华在《判断力批判》的附录中说，康德美学的突出点和新颖点即是他第一次在哲学历史里严格地系统地为“审美”划出一块独自的领域。这或许就是文学自主性、艺术自主性理论的最初的源头。康德的三个领域的体系与韦伯从现代性的发生的角度谈科学、道德、审美三个领域的独立性和有效性的理论之间，是有历史的继承关系的。我认为康德的理论可能是个正题，而韦伯的表述是个反题。所谓正题是说康德强调三个领域的合一，他觉察到光有科学和道德是不够的，还需要审美来统一两者，也就是李泽厚所说的“以美启真”，“以美储善”。所以现在回顾起来，五四时期和后来中国现代史上的科学与玄学之争，也是看到仅有科学是不够的，而同期蔡元培强调美育的作用，都可以在康德那里找到理论资源。这是所谓的正题。而韦伯的反题则是看到三个领域在康德那里本来是可以统一的，但是在现代性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却分离了，都具有自主性，独立性，但是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就像汪晖在《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一文中所解释的那样：现代性由此一直是一个分裂的概念。韦伯则认为三个领域的分离带来的是理性化的危机，每个领域都是专业化的，由专家或精英集团控制，与大众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这些专业化的文化，无法在大众那里形成日常实践。因此，后来很多思想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寻求和大众沟通的途径，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现代性的危机。而文学的自主性或者艺术的自主性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即大家都意识到的与大众的脱离，与生活实践的脱离，与现实政治的脱离。文学自主性带来的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困境。我想文学自主性作为一个历史性的理论范畴，至少应该追溯到康德和韦伯那里去。

19世纪末叶唯美主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也应该看成是文学或者艺术的自主性的一个重要阶段。此外，文学自主性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也构成了20世纪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需要花时间专门进行研究，而且是需要长文章来解决的。这也说明文学自主性这个理论问题是有它的历史性的，是一个在每个历史时段都可能遭遇的问题，从80年代直至今天，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直面和言说这个问题。

韦伯从现代性的发生的角度探讨了审美自主性独立的历史过程，可以说明文学自主性的范畴也是历史性地构建出来的，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正像贺桂梅所说，文学自主性在中国语境中同样具有一种建构性。文学自主性的范畴从来就不是脱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范畴，也许没有一个抽象的普遍性的文学自主性。杰姆逊在《超越洞穴：破解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神话》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是艺术作品是否是自治的，而是艺术作品何以成为自治的；语言——在语境中，在环境中——世俗的语言——何以逐渐设法独立出来，自行组织成相对自足的词语总体，然后，由在时空上相距遥远的团体和个体以及社会阶级或文化所掌握。”所以杰姆逊主张：也许不应只研究自主性，而是可以研究“自主化”，就是说不是把文学和审美形式看成一个自律或者本质性的概念，而是考察它形成的过程性，即所谓“化”的过程。杰姆逊认为经过自主化的考察就可以看出，很多文学和艺术形式，都有它至少在起源时的世俗性，而艺术作品的自治性就是一种幻觉。一个历史时段中虽然可能出现先锋的或纯粹的文学形式，但在它起源的时候往往都是大众化、世俗化的。自主性可能是制造出来的一种幻觉。因此需要把文学自主性看成是一个有历史性的理论范畴来考察，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大问题，如果想论证它在现代语境中的理论发展，至少还要讨论本雅明和在80年代成为我们审美解放思想资源的马尔库塞。

王风也意识到，虽然在康德那里审美构成了一个中介环节，联结了科学、道德，但这一居中的环节往往又是最不稳定的。王风把握到的这个“不稳定”的概念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一方面文学要寻求自身的自律性，但另一方面它还要面对生活世界，没有不包含生活世界的文学，因而也就没有真正的“纯文学”。一旦你在文学中指涉了生活世界，你的所谓的“纯”就打了折扣，文学的自律性也由此成为一种非稳定的因素，文学性的自身的焦虑也正是这样产生的。这种文学性的焦虑在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中，与所谓的现代性的焦虑又是结合在一起的。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相关话题是文学的反抗性。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而言，我们所具有的最好的文学，都是反抗者的文学，我和薛毅在《文学性的命运》的对话中曾经涉及过，从鲁迅，到穆旦，再到80年代初期北岛的朦胧诗，我们有一个持续的反抗的文学传统。80年代引入的先锋主义、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它最可贵的地方也在于反抗。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的激情和生命力就在于反抗，这其中也包括文学和各种各样关系之间的张力。也因为这样，文学才有生机。

“文学”作为一个话语体系和实践过程，是不断被建构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着眼，“文学本体性”也同样是被建构出来的。考察西方的现代小说就可以知道，所谓小说的本体性其实是一个不断漂移的东西。换一句话，它是在历史的实践中形成的，不断被建构，它的本性因此也是不断在漂移的。所谓的“文学”现在也到了要破除它的本性的时候了。文学自主性的范畴不是一个固定的本质化的东西。因此，杰姆逊才把它看成是一个符码的体系，并力图考察它是如何历史化的。文学也好，文学自主性也好，可能最终都不会有一个本质性的界定。追问在今天的中国历史语境中，文学自主性是否还是一个有效的概念，它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文学自主性问题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什么？这既与我们今天的语境有关，也可能要追溯到80年代，追问这个概念是如何在80年代被建构起来的？另外，如何使文学自主性的概念重新介入今天的历史境遇？今天的文学自主性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是实践状态还是理论状态？我们今天讨论的文学自主性与80年代“纯文学”的自主性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文学自主性”的范畴与80年代的“纯文学”的范畴是不是同一性的范畴？今天的文学的危机是文学在90年代语境中的历史性危机，还是80年代文学自主性观念的后果？如何为今天的文学自主性的范畴制定内涵？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文学性”的范畴。比如我们今天能不能放弃以文学的方式进行言说的立场？我们又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言说？这些问题想得出结论一时肯定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我们一方面需要反思80年代纯文学对自主性的过分张扬；另一方面，到了90年代之后，可能“文学自主性”又身处别一种历史境地，它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被空前强化，而是恰像洪子诚老师提到的，在90年代也许有相反的一种可能性，即文学自主性其实是被削弱了？譬如80年代的先锋意识形态其实在90年代已经被大众、市场、资本损耗殆尽。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先锋主义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摧毁了。因此，一旦关涉到90年代的历史语境，对文学自主性这个概念的讨论，就需要涉及到很多层面。面对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历史时空，我们在发言的时候，自己的立场往往是矛盾的。比如，面对商业化、大众化的浪潮时，我们可能需要的是对文学自主性的坚持。而我今天更倾向于认为，这种对文学自主性的坚持，在商品化大潮甚嚣尘上的今天，反而是所谓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另一方面，“纯文学”、“文学自主性”这些观念，又的确有其远离政治、大众、生活和现实的所谓“空旷的自律”的一面。这其中，还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错位问题，即80年代和90年代的语境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反思的还有我们在90年代进行言说的立场和姿态本身。所以，今天的讨论给我的印象是，文学自主性这个话题越来越复杂。但是，它的各个层面也在被逐渐剥离和揭示出来，已展示出更多的可能性空间，可以进一步阐释和反思的空间。

而关于文学自主性与政治维度的关系问题则是从80年代的中国历史语境中来的。今天讨论文学自主性的范畴的出发点之一，是建立在反思80年代纯文学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的。纯文学观念中较为核心的主张是文学远离政治，这种远离政治的文学自主性是有问题的，它的自律性、自主性是一种马尔库塞所谓的“空旷的自律”，其实它什么内容也没有。但是80年代对纯文学的最初的倡导也是政治性的，虽然它反对政治性，就像钱理群老师所说，“纯文学的概念在80年代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反抗。但就理论来讲，它遮蔽了实际存在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离政治越远越好，发展到最后，就是对政治维度的彻底放逐。有人说这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但是我认为这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误解。这个话题可能比较麻烦，我自己也无法确定。现代主义文学也许有其强调自主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又是不能用纯文学的观念来界定的。薛毅在《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一文中梳理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纯文学”的观念产生于现代性的建构中，即在韦伯所说的现代性发生的三个领域的独立中产生的，而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则是起源于对这种现代性建构的反叛。换句话说“纯文学”与“先锋文学”是两个相反的概念，前者是以专门化为特征的，而后者则是“介入”的。“对于先锋文学而言，文学是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并不构成自足的领地，它是在与专门化的精英主义、与意识形态迷雾的搏击中显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先锋文学才能重新建立起政治与个人的相关性，重新考察欲望与幻想之间的联系，才能把种族、阶级、个人与时代各种因素纳入文学思考和表现的范围”，我大体上是同意薛毅的观点的，当然问题可能更复杂，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

贺照田在《时势抑或人事：简论当下文学困境的历史与观念成因》一文的结尾部分把马尔库塞重新祭奠了出来。我当初读贺照田这篇文章时就想，他谈及90年代中国文学的困境还是很有眼光的，但当他寻求解决途径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了好办法，只好回到马尔库塞那里去。但是我读了他的文章之后又重新看了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发现马尔库塞的理论，尤其是关于文学形式与自主性的观点对今天的中国现实的确是有历史针对性的，值得我们重新回味。在本雅明和马尔库塞那里，文学的自主性范畴与80年代纯文学的理解是不同的，它其实是一个包容性概念，它本身就蕴涵了政治性。马尔库塞就强调艺术的批判功能，强调艺术为自由而做的斗争，也强调文学的革命性、反抗性、解放性、超越性。马尔库塞在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他对审美主义和感性的张扬在80年代的中国绝对是人的解放的一种重要理论资源。我个人认为北岛的政治与诗学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马尔库塞的理论，也构成了80年代北岛的突出贡献。所以80年代的文学是反抗的文学，纯文学观念不是一开始就确立的，而是逐渐生成的，至于纯文学观是怎样具体生成的，还需要专门的研究。至少北岛的诗歌证明了马尔库塞还有本雅明对文学自主性的界定，即政治维度是文学性所先天包含的重要维度。但是，马尔库塞更有代表性的理论是对审美维度本身的大力强调。我简单读一读《审美之维》中的几段：“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文学的革命性，只有在文学关心它自身的问题，只有把它的内容转化为形式时，才是富有意义的。因此，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艺术作品的直接政治性越强，就越会弱化自身的异在理论，越会迷失根本性的、超越的变革目标。”“艺术作品只有作为自律的作品，才能同政治发生关系。”他还引用本雅明的一句话：“只有当一件文学作品以文学标准看是正确时，才可以认为它的倾向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但我还是主张文学的自主性是文学言说世界的前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才构成我们文学研究者的饭碗。当然这种文学自主性不是像80年代主张的那样放逐政治性，放弃社会关怀。我的观点是，文学本身其实就包含权力和政治的维度，或者说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内涵政治性的概念。但是无论是权力还是政治都是内化在审美形式中的，没有脱离文学性的政治和权力，否则它就不是文学，我们也不需要在文学的架构中来谈政治问题，而是直接在政治学领域去谈政治好了。

文学自主性也是一个现代建制的产物。它所强调的专业精神，包括跟通俗文学的这种分离，都证明了它与现代性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在韦伯的框架中，文学是一种专业化的结果，是一批精英和专业人士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的独立实践，慢慢地，就变成了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的自我运作，文学越来越具有了专业的含义。因此，现代建制的这个话语空间，构成了我们谈论文学自主性的话语史的一个必须参照的背景。也就是说，我们讨论文学自主性可能的确是在现代建制范围内来考察。但反过来说，我们的思路和视野是否也在受现代建制的限制呢？而90年代所谓文学的危机，其实与批评界的关系是更直接的。90年代批评其实是在隐退甚至退却。而在80年代，批评家则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觉得，无论是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中的文化理念，还是80年代后期纯文学、先锋文学的艺术观念，或者作家的纯文学观的形成，都是批评家参与建构的结果，是批评家和作家合谋，一起建构出来或解释出来的。80年代批评的重要性现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那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批评家，如黄子平、吴亮、李陀等等，都参与了批评的建构。其实，80年代的文学观念主要是被阐释出来的，或者说，正因为有批评的阐释，才真正使文学作品和文学观念进入到所谓的消费过程中。包括寻根文学，其实“寻根”背后的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是有赖于批评界的进一步阐释才能获得接受与认同的。尤其是所谓纯文学、先锋文学，如余华、苏童、格非等一批人的写作，在当时是很先锋的。但是，先锋了没几年，后来很快就变成了常规文学，被大众所接受，这个接受的过程也正是批评家阐释的结果。当然，先锋文学纷纷“触电”（如余华、苏童、叶兆言们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也是它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其结果则是先锋文学的先锋机制的逐渐丧失。先锋文学在90年代的失落，一是它被常规化，二是它被市场体制和大众文化所吸纳，自觉地丧失了先锋性和自主性。这就使得我们关于文学自主性的话题的讨论显得更为复杂。

文学自主性问题最终可以在两个层面展开，一个是理论层面，即把文学自主性作为一个概念放在理论史、话语史当中去梳理，看它的来龙去脉；另一个则是实践层面，即今天的文学自主性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什么样的关系和场域中成为问题的。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清理和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