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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1]一书中提出了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著名理论。这一理论涉及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如何起源和创制的大问题，尤其带给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界以一种在民族国家的理论框架中重新讨论问题的新的原创性构想。讨论这一理论在中国的散布过程中可能引发的问题意识，对我们探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理论创新问题或许能够提供一定的参照视野。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最重要的资源是他从东南亚各国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中获得的丰富材料，尤其是对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东帝汶、菲律宾等国的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所以安德森在书中提供了他人或许无法替代的亚洲以及非洲和美洲的一些弱小国家民族独立的历史视野。但是安德森的理论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尚不在这种视野的独特性，而在于他把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起源问题放在西方的殖民主义背景中进行考察。他的基本结论是：在这些殖民地的民族国家创制过程中，民族主义并非起源于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恰恰相反，民族主义滋生于当地殖民政府的行政规划以及文化教育。譬如安德森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论证了正是殖民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当地土著的知识分子阶层，同时也正是殖民地政府主动通过“人口调查”、地图绘制和博物馆的建立等方式来想象和建构自己的领土，并最终催生了民族国家的空间版图。换句话说，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其实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是西方全球化的结果。这意味着，在殖民地民族国家创制过程中出现的几乎所有“本土问题”也是殖民地宗主国的问题。

中国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彻底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在解释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的创生问题上，其适用性和有效性就相对有限。中国学者需要建构能够解释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创生的理论框架。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却同样与肇始于西方的现代性与全球化密不可分。因此，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出现的所有‘中国问题’必然也是西方问题，所有的中国理论都必定是西方理论。”^[2]

这一不无极端的判断在逻辑和历史双重层面却都是有道理的，它启示我们在寻求所谓中国自己的本土化理论创新的时候，需要充分意识到，我们的理论如何摆脱西方的逻辑陷阱。因为，至少在进入现代之后，中国问题就与西方或者说世界问题紧紧纠缠到了一起。比如“传统”这一问题，其实，实体化的传统并不存在，所谓“传统”，正是被现代性呼唤出来的东西。没有现代性，也就没有传统。安德森的研究证明，传统甚至是由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需要而被发明出来的东西。它是一种构建过程。譬如，安德森深刻地论证了“创始者”对于“民族的传记”的重要：“因为没有创始者（Originator），民族的传记就不能用福音书的方式，经由一长串的生殖与父子相承之链，‘顺时间之流而下’地写作。惟一的替代方案是以‘溯时间之流而上’的方式来为民族立传——上溯到北京人、爪哇猿人、亚瑟王，上溯到断断续续的考古学之灯所照射到的任何地方。然而，以一种对传统家谱的曼妙逆转，这个立传方式的特征是始于一个起源的现在（originary present）的那些死亡。”安德森继而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孕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3]。因为，恰恰是一个“起源的现在”决定了对民族传记以及传统的追溯，而在这个追溯的过程中，“传统”有时就表现为一种建构性或者发明性，换句话说，传统是为了“起源的现在”，为了当下的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东西。东亚的韩国就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尤其在最近十多年，由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韩国在不断重新发明传统，甚至会把本属于他国文化的遗产追溯为自己的传统。

这种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相互纠缠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启示我们，中国理论的自主性与自足性是否存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如何真正能超越于西方理论和全球化历史之外？同时这种超越的意义到底何在？理论创新是否具有真正的可能性？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还启示我们如何建构理论的切身性问题。

安德森的这一理论的关键词是“想象”，所谓“想象”不是说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是虚构的，是凭借类似于文学家的想象力而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说这一共同体是凭借想象的力量建立的，“想象”是民族国家得以创制的方式和渠道。这一具有原创素质的思路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比如有中国学者认为：“一个生活在海南岛的渔民要想象几万里之外的一个新疆的牧民与自己的关联，不通过想象肯定不行；得知沙俄入侵东北，他感到愤怒，认为沙俄的入侵侵犯了他的利益，当然也需要想象。”^[4]这段论述从逻辑上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民族国家除了想象的创制之外，是否还有与每个子民（如海南岛的渔民以及新疆的牧民）更切身的关系层面？仅仅诉诸于想象，无法解释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个体为民族国家赴汤蹈火，牺牲生命，更无法解释为什么种族间的大规模的冲突和杀戮一直绵延不绝。所以在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机制中，肯定还存在更深刻的感同身受的内在联系，就像学者倪文尖所说过的那样：这些联系让人想到诸如血脉、根系、族群、手足、情感、心理这一类令人有切肤之感的词汇。所以现代民族国家在建制上的确存在想象的构建作用，但是其内在基础肯定存有超出想象这一功能，而与个人和群体相关的切身性。

话题由此转到理论问题，我们衡量一种理论本身的有效性与否，这种切身性也应该是一个检验的标准。中国学界现在借用了大量的西方理论，或者说我们所运用的绝大部分理论都是西方舶来品。但是这些西方理论从创生的意义上说，往往是与西方人的生存状况和困境休戚相关，当我们移植进来之后，必须考虑对所谓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和切身性。令中国人感兴趣的理论不应该是纯粹的智力的操练，而是我们自己有困境需要寻求解决，这时我们所借鉴的理论才是更有效的。最终我们所追求的理论创新，是与我们自己的生存困境和问题纠缠在一起的。

马克斯•韦伯主张学术研究和基本理论的价值无涉，这一主张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界有很大影响。其中正面的影响当然是主导性的。但是理论在运用过程中总有个“在地化”和“语境化”的问题。一旦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就难免暴露理论的意识形态特征。比如“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在安德森那里或许具有价值无涉的学理性^[5]，但是当这个理论进入台湾，就变成了台独势力最好的理论武器：既然“共同体”是凭“想象”构建的，是现代的一个创制和发明的过程，那么台独力量就认为完全有理由和有可能重建一个所谓的台湾共同体，或者说重新想象一个台湾共同体。

大陆版的《想象的共同体》这部书是直接引进的台湾译本，其译者吴轈人就是台独的理论家，我们看译者后记中的最后一句话“为着去找咱们的台湾”^[6]就会了然。大陆有研究者就指出：“‘找’这个词用得很恰当，说明‘台湾’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是‘找’出来的，也有人用台湾的例子来印证这本书的前瞻性和实践性。”^[7]而一旦进入实践过程，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性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所谓的价值无涉的立场就很值得我们反思。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极少处理中国问题，中国的缺省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意味着中国的特殊性，尽管这种特殊性未必在安德森的视野之中。葛兆光即认为：“在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过分强调‘解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使得这一以汉族为中心的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经由常识化、制度化和风俗化，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下层扩展，至少在宋代起，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新理论的有效性，似乎在这里至少要打折扣。”^[8]

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还表现为，在现代民族国家创制过程中，由于在理念上需要与“天下”观不断对话，在体制和政治上则延续着大一统帝国的形态，所以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有着自己特殊的模式^[9]。当这种从中华帝国时代延续下来的统一的政治连带感和经济形态、生存方式的连带感进入思考框架的时候，安德森的中国视野的缺失对我们就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如何提供自己的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来解释古老的中华帝国如何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的模式是不是逃逸出了安德森的理论构架？现代中国有没有对民族主义起源问题提供新的视野和贡献？

可以说，作为一个多民族大融合的民族和政治共同体的现代中国可能无法诉诸于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由于帝国形态的遗存性没有进入安德森的视野，所以当我们依照安德森的理论，仅仅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考察现代中国，或者说把中国完全理解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形态，可能会忽略帝国背景对现代中国的意义，也忽略中国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某种帝国性的残留。一方面，“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在实践中有可能瓦解类似于中国这种古老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形态，譬如李登辉就曾经幻化出七分中国大陆版图的想象。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理论中对帝国视野的检讨的缺失，也会促使中国学界进一步忽略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帝国意识甚至帝国形态的残存，从而有可能掩盖那些在今天促使中国重新帝国化的潜在因素。

正像日本的帝国性和军国主义可能依旧残存在它的民族国家肌体内部一样，中国也并不能彻底排除走向帝国的潜在可能性。恰如李杨说的那样：“如果说西方的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那么在我们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里则徘徊着防御型帝国主义的阴影。”^[10]而中国学者对帝国意识在今天的危险性却可能缺乏足够的反省。当然一旦涉及到帝国问题，情形就很复杂，因此更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尤其是“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流行起来之后，学术界基本上谈论的都是“民族国家”，从而忽略了帝国意识的根深蒂固的存在。但帝国意识是内化在整个中国文化和心理结构中的。譬如近些年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等电视剧，对天朝意识的宣扬是很明显的。而帝国问题牵扯到的最重要的领域在于处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应该说，东亚和东南亚的某些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除了西方殖民地因素的介入外，与脱中国化的“去帝国”倾向也有内在关系。我接触到一些日本人、韩国人以及中国台湾人，他们仍然把中国看成一个中华帝国。而这恰恰是他们特别警惕和反感之处。如何剔除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帝国意识，或许是“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留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

[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轈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参见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第298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轈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234—2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第300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这种“价值无涉的学理性”当然只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说的。而当安德森一进入台湾，他的理论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在地性”和倾向性。如有学者撰文指出：“民族主义理论的‘大腕’本迪克特•安德森（Benedcit Anderson）去年到了台湾，附合着台湾的民族主义气氛，大讲了一通‘有一个民族的存在是好的’，说全球化时代还要有民族主义的大想象。安德森的言论有不少地方让我这个中国人读来很不舒服，比如，他很自然地把‘台湾’和‘台湾人’与‘中国’和‘中国人’当作了两个概念。”（程亚文：《民族想象、集体认同及其它》，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6799。）

[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轈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2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张慧瑜：《民族与民族主义——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读书笔记》，左岸会馆网站，http://www.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33＆ID=18129＆page=1。

[8]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43期，2005年10月31日。

[9]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中有关帝国和天理的精彩论述。

[10]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第347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