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之所以给这本小书起了个《文学的诗性之灯》的名字，主要是因为自己近些年始终关注“文学性”的畛域。收在集子中的文字虽然大多没有直接讨论文学性，但都尽可能的把文学性问题当作或远或近的背景。

文学性与诗性或许可以看成是从内部点亮文字的灯盏。当年读海子的诗，惊奇地发现这一早逝的诗歌天才凭着他的孤绝的想象力一下子就抵达了这盏灯的深处：

仅从比喻甚或象征的意义上理解海子诗中的“灯”是不够的，正像他贡献的“麦子”和“麦地”一样，他的“灯”也上升到人类学与存在论的层级，是“诗性”之灯。它不仅照亮了海子的诗作，也点亮了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远景的“文学性”。

对文学性的思考或许可以追溯到10年前。在拙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我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

如果说，现代性已生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整合力量，那么，倘若有某个领域可以逃逸出这种整合的普覆性的话，这个领域只可能是文学的领域。“文学性”天生就拒斥历史理念的统摄和约束，它以生存的丰富的初始情境及经验世界与历史理念相抗衡。“文学性”因此是一个值得我们倾注激情和眷顾的范畴，它是与人类生存的本体域紧紧相连的，或者说，它就是人类的经验存在和人性本身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守文学性的立场是文学研究者言说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也是无法替代的方式。

今天回头审视这段文字，在意识到它的表述多少有些绝对化之余，发觉自己的想法并没有多少改变。唯一的“长进”或许是体认到“文学性”远非当初想象中那么简单和纯粹，至少需要引入“现代性”、“意识形态”以及“诗学的政治”等诸种“非文学性”的视野，才可能更好地阐释所谓的“文学性”。当初曾经天真地认为一旦以纯粹的“文学性”的立场去观照纷纭复杂的文学以及文学史现象，就会打破以现代性理念为支撑的一元论图景，进而使文学回归到它本来的初始化的原生景观。而如今我终于认识到，或许并不存在这种原生性景观，进入我们的阐释视野之中的，永远是无法纯粹的文学视景。

这种体认多少使我感到有些悲哀。随着自己的研究越来越趋于“学术化”，生命也离当初那个“理想的读者”越来越远。如今经常会怀念自己作为一个“完美的读者”的那些早已逝去的青涩年华，似乎那时的我所直面的才是真正的文学性。在漫无边际的非功利阅读中，心灵始终保留着柔软的敏感。因为这种柔软，在阅读中也就常常遭遇尖锐的针刺所带来的痛楚。而如今剩下的大概只有对这种柔软感和痛楚感的怀想。十余年的所谓专业研究生涯似乎已经磨钝了对文学性的想象力，也使心灵难再有痛楚之感。

幸而自己身处高校，总还能够接触到那些具有敏锐的文学感性的人。其中不乏教师，但更多的则是那些大一、大二的本科生。他们在平庸化的世俗年代依旧保有对文学的纯洁的爱恋，保有一种古典和浪漫情怀，并以他们对文学的热情支撑着我自己的所谓文学研究的专业生涯。

然而十几年的文学教育生涯也使我意识到：文学性本身终究是一个复杂的范畴。我常常意欲提醒课堂上那些还做着文学好梦的学生，想告诉他们：文学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令人奋进，而是令人沉溺的存在，它在骨子里是使人傲世、愤世，最终逃世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能毁人的。同时正如人类一切美好的情怀，文学性也同样具有脆弱的本性。或许只有在放逐了文学性之后，才能直面残酷的现实生存环境……然而，这些对文学性的“杞忧”，我终于还是封存在缄默里。因为，我担心自己所体认到的所谓“文学性”，恐怕早已是第二义的东西。

也许真正的“文学性”我还远远未能触知它的边际，它始终隐藏在某个我还未曾去过的地方。而那个地方也许终我一生也无缘抵达。

单从编选的意图上说，这本《文学的诗性之灯》则是向自己第一本随笔集《阳光与苦难》的某种回归。当年《阳光与苦难》的最终付梓，因缘于1998年夏五台山——壶口之行，我与上海的朋友倪文尖、罗岗、王为松、雷启立、毛尖等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并通过他们结识了至今缘悭一面的季桂保先生。当初在五台山顶王为松兄给季桂保先生打电话推荐我的书稿时的神态依旧历历在目。整整十年过去了，这次再度应为松兄之约，把这组文字编入我所喜爱的“海上风”丛书，令我生出的是一种命运的轮回之感。

最后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张玉贞女士耐心负责的工作，也感谢她认真帮我斟酌和选定本书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