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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第一次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人的本质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文艺通过塑造人物形象，让人能够更加清醒、完整的加深对认识自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艺界在表现人的本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矫枉过正，有些人在“人性解放”的旗帜下，热衷于表现人的自然属性，忽略人的自然属性，这给我们文艺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危害。要从根本上纠正这些不良倾向，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解读上来，正确把握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是文艺健康蓬勃发展的重要保障。

“认识自己”一直是人类的共同使命，探索对自身的认识和了解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是什么？什么是人性？人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自从人类诞生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不断的追问自己，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都给出过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拥有悠久文明的中国，早在古代就有“性善说”、“性恶说”和“性无善无恶说”；在国外也有把人性归结为抽象的精神——“神性”或者把人的本质简单的归结为人的自然本质。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这几种对人性的总结都认为存在着永久的固定不变的人性。由于他们在人性、人的本质认识问题上坚持己见，互不相让，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但对人的本质和人性都没有给出完美的标准答案。

要理解“人的本质”，首先我们应该对“本质”的含义作一个完整的理解。我们知道，当谈到“事物的本质”的时候，“本质”实际上具有两层含义：

第一，“本质”是相对事物自身的现象而言的，是事物内在的规定性及其必然的联系。事物的现象总是丰富多彩的，但所有这些外部现象决不简单地是事物内部某一种规定性的表现，而是多种规定性的表现，是多种规定性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黑格尔说过：“某物是这些形形色色规定性的一个具体物，这些规定在这个具体物身上表现得同等经常和长久因此，这一规定和那一规定都同样可以被视为根据，即本质的规定。”^[1]“每件事情以及它的对立面都有较多本质的内容规定、关系和观点。”^[2]同时，事物的本质归根到底是事物内部的矛盾关系。但事物本身的矛盾并不只一两对，也不仅是对立的双方，特别是在复杂的事物中，往往是多种矛盾和多方面的对立面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矛盾和矛盾的多方面还有多层次的结构。正是这些多方面的规定性和多层次性的矛盾群体的相互作用和有机统一，构成了事物作为整体上的本质及其功能。

第二，“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内在规定性。我们知道，事物的众多内在规定性和众多的矛盾在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毕竟是不完全一样的。它们之间存在着规定和被规定、支配和被支配、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因此，人们认识事物不仅要从整体上把握本质，而且还要从决定性方面把握主要的根本的本质。

遵从“本质”的两种不同含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他在这里承认人的本质的规定性是全面的、多样性的。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完整性思想。唯有如此，马克思才能够克服前人的缺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人的本质的问题。

人是复杂的，无时无刻不处于各种各样的“关系网”中，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亲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关系，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类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正是这两类矛盾关系，构成了人的本质的双重存在。人的本质由此也表现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的本质”。

马克思首先把人看作是自然的、有生命的、活生生的、肉体的人，他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3]，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4]。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对象，就是它所依赖的自然界。只有依赖自然，依赖本身的肉体器官同自然界不断地进行能量和物质的交换，人才能生存。人与自然界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全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6]正是在这个作为自然的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的意义上，马克思说，人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7]。这显然是人所固有的自然属性。

当然，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不能仅仅停留在与他物共性的基础上，更重要的在于揭示作为个别的特殊的自然存在物的本质规定性。马克思在研究中发现，人对自然界的依赖，已经根本不同于动物。动物只能采集，被动地依赖自然界的恩赐；人则能生产，积极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以创造财富。自然界对于动物来说，不过是它本能活动的对象，而对于人来说则是实践的客体，人正是通过生产劳动对自然界进行加工创造，创造出一个对象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以反映自然和再现自己，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现代物质工业的发展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因此，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8]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劳动是分不开的。所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像未开化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并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并且在一切社会形态内，一切可能生产方式内，都必须这样做。所不同的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人的现实的本质力量的差异，人和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有不同的情况罢了。刚刚脱离动物界的人，掌握本质力量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很低，在自然力量面前，几乎和动物一样不自由，因而对自然界的依赖程度很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能力的增强，人类降伏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尤其表现在先进的工业国家。但是，生态平衡问题，“夺取”和“排泄”问题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始终不能较好地解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依然存在，但这种关系已经从对立转为统一。人和自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人从自然的奴仆变为自然的主宰，自然从人的主人变为人的奴仆。那时，社会化了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只有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当然，这种“真正的人的自由”的实现，必须通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劳动能力的空前提高。由此可见，人的劳动使人同自然的实际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使人的本质力量充分地表现出来。

因此，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就是人的本质的双重规定性。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的基础，是物质承担者；自然属性离不开社会属性，人的生物性、自然性如果离开了人的社会性，不是充当社会性的物质承担者，就会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动物机能。明白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科学关系，我们在认识和表达人的本质的时候就要在自然属性的基础上表现人的社会属性，切不可抽象的只表现人的社会属性，否认人的自然属性；更不可只看到人的自然属性，而忽略人的社会属性，对任何一种属性的偏废都会使这种表现处于危险的境地，要么假大空，失去吸引力；要么沉迷于人和动物的共性，毫无美感可言，丧失人之为人的高贵和尊严。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文艺在塑造人物形象，以达到我们对人的本质和人性的理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六十年的探索中我们的文艺也出现过偏颇。热衷于表现抽象的人性，过分强调人的本质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阻碍了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2008年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各行各业都从自己的角度总结三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文艺界当然也不例外，文艺作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承担着为广大的民众提供精神食粮，塑造国民高尚道德情操的重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界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优秀的作品层出不穷，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原因之一就是文艺创作能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实现对人的解放。其人性解放的基本取向，是对人的个性及感性生命需求加以肯定与张扬。从历史的观点看，其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历史的悖论是，从过去强大的理性力量压抑人的感性，走向把感性当作人的生命本性来加以解放，在这种“物极必反”的历史矫正过程中，好像合乎逻辑地、同时也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矫枉过正”，即走向了对人性解放的片面性理解和追求，某些抽象人性论观念重新抬头，在文艺创作中陷入了人性观的某些误区。当前文艺界在解放人性，书写人性，张扬人性的口号下，出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了“身体写作”、“私语化写作”和“欲望化写作”

文学创作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生动形象的真实反映，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真实，因此，只要是现实生活中存在、发生的事情，都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饮食男女，婚姻、爱情都可以为了主题内容的需要有适当的描写。然而，在那个准宗教式政治狂热的年代，“性”被视为肮脏下流的东西，甚至连男女爱恋之情也被否定批判，成为话语禁区，这可以说是对人性的阉割。改革开放以来人性解放在文艺上的表现，首先从突破爱情描写的禁区开始，然后逐步推进到突破性描写的禁区。这样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将男女性关系置于一定的社会实践关系中，从人性解放与人性复归的意义上加以反思与艺术表现，显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白鹿原》为例，作家陈忠实在创作中也有一定的性描写，《白鹿原》中有关田小娥与黑娃的最初相遇与偷情的情节描写，那种初尝禁果的战栗，虽不乏肉欲的成分，但到底合乎人性和人道，无疑具备了天堂般的美妙！而对于实际地位“连狗都不如”的田小娥而言，这种“性”甚至还成为了一个柔弱的女性所能投掷向那个狰狞的礼教社会的唯一的一把尖刀或者利剑，成为了那个封建家族礼教社会闷暗环境中绽放的最为鲜艳的人性之花……

矫枉过正，文艺理论上同时出现了另一倾向：认为人性就是人的一种自然属性，或即人的自然本能，吃饭和性交（食和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人性的理论变得更直接简明：人性即人的肉体性，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唯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文学作品中“性形象”开始不断的滋生蔓长：文坛似乎变成了一片骚地，到处有本能欲望的呻吟，到处是春猫在尖叫，无性不成书，处处要写性，无论是老启蒙、新启蒙、知青作家，还是现代先锋派作家，更不用说是新生代、新新人类、美女作家、美男作家……在“新写实”、“个人化”、“私人性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女性（或女权）主义”、“另类文学”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旗帜下，90年代有些作家在写“性”时纷纷变得大胆，变得一览无余，甚至于是赤裸裸的“动物凶猛”……其中引起比较大的争论的是上海青年女作家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由于性爱的场面描写过多，且采用了自然主义的手法，赤裸裸地进行性描写，有的性描写并不是情节推进或表现主题的需要，有“以性描写吸引读者”或“为性而性”的嫌疑，有媒体批评她是“用身体写作”。2003年年末，文坛又冒出一个木子美，她以自己的《性爱日记》公示于人，大胆地披露自己的性爱活动，而且“用行动进行写作”。

文学创作中只要“下半身，不要上半身”，可以说是文学创作中的畸形，丰富的社会生活在一些人那里被抽象成简单的“下半身”，到处是赤裸裸的性描写，到处是“生理卫生挂图”和活塞式的动作，还有一些写作者却非要自我标榜，把这说成是“人性化”的表现；一些文艺评论也对这种现象大加赞赏，誉之为“人性”描写的突破与深化，具有何等的“人性解放”意义云云。当人们把“性”看作了人性的根本内涵，人性中只剩下“性”，并且把“性”描写视为人性解放的根本标志之时，这就必然导向一个极大的观念误区。马克思在谈到两性关系时早就说过，“诚然，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然而，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他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样的抽象中，它们就具有动物的性质。”^[9]由此可见，把“性”看作人性的根本内涵，那绝不是人性的提升和深化，而恰恰是将人性降低成为“动物性”；当我们仅仅把性的解放看作人性解放的标志时，那也绝不表明人性的新觉醒，而恰恰将导致“人性”的又一种迷失。作家如果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那么他（她）创作出来的不能再称其为“文学作品”，这类作家、作品可以说已经堕落到和躲在都市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卖黄色碟片的小商小贩没有了区别。

2.历史题材创作中对历史人物的所谓“人性化”塑造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历史故事鲜活生动，从厚重的历史中汲取营养进行文艺创作，无论从培养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还是从文艺本身的繁荣着眼都是有益的。有些作品反响非常好，比如网络写手当年明月创作的《明朝那些事儿》、电视剧《汉武大帝》、《诺尔曼·白求恩》等深受欢迎。

但是，有些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因为没有确凿的历史根据，多是秘史、野史，所以不得不冠以“戏说”、“秘闻”之类的头衔，故事多以宫闱秘闻、武侠打斗、男女性爱为焦点展开。很多作品缺乏起码的历史知识，以戏说为借口，打着表现人性的旗帜，任意编造历史，随意支配史有明载的人物行动，对历史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例如，《西楚霸王》把刘邦设“鸿门宴”的原因说成是项羽看上了刘邦的妻子；被称为历史巨片的《秦颂》编得更离谱，不仅把秦始皇与高渐离的关系演绎得稀奇古怪，而且让高渐离为了报复秦始皇，去强奸他的女儿栎阳公主，并且产生了奇迹：长年瘫痪的栎阳公主被强奸后，不仅欣喜若狂，而且能健步如飞；新鲜出炉的《赤壁（下）》更把赤壁之战曹军大败的原因归结到了美女小乔的一杯清茶上！

还有一些作品明显地歪曲了所表现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性质，甚至通过所谓“人性化描写”，采取正戏反唱和反戏正唱的表现手法，使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呈现出人格上的双重性，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崇高与卑下、英雄与败类、勇士与懦夫出现了大逆转和大颠倒。慈禧太后，这个被世人唾弃的顽固、残忍的专制者，却被某电视剧描绘成开明、仁厚、体恤下属、共赴国难的皇太后。写李鸿章的卖国行为，也要凭空添上几分从容、镇定和悲壮的英雄气概。我们不反对对过去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人性化的解读和艺术的重构，但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尊重基本的历史真实。历史并非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不违背所表现的历史对象的基本性质，尊重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艺术创作应当恪守的一条底线。通过艺术渲染制造视觉幻象，诱发受众产生逆反的接受心理，大书特书好的历史人物的“坏的方面”，或者大书特书坏的历史人物的所谓“好的方面”，对历史上的好人爱不起来，对历史上的坏人恨不起来，化凶残为一笑，或戏忠烈为一谑，都将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情感评价和爱憎态度，于不知不觉之中模糊是非善恶的界限。如此来描写和传达历史的信息，消解了民族精神，玷污了人们纯洁的思想情感和正直的伦理道德情操，不利于培养和提升国民正义、高尚的人格追求和精神境界。

3.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典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不断地被“人性化”的改编和再创作

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经典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作为经典这些作品是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有高度评价的作品。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经典作品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已经“过时”，于是用当代人的眼光改编经典作家的作品，成了一种流行。越有名的作家、作品被改编和再创作的机会越大。

例如，在2004年，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和《药》就被某剧团合成改编成话剧《圈》并登上舞台。在这出戏里，小尼姑要拿阿Q的血蘸成的人血馒头给县太爷滋阴壮阳，因为小尼姑和县太爷有着暧昧关系；同时阿Q暗恋着小尼姑；还有大量阿Q和吴妈调情的情节。在舞台呈现上，阿Q操着一口东北话，不仅直接在舞台一角表演撒尿，而且还敢于扯掉小尼姑的帽子把她推倒在地，并有三次赤露身体欲和吴妈“困觉”的色情动作，扮演吴妈的女演员也有一段脱戏。舞台上对情欲氛围的营造和充满性挑逗的表演，很多观众中途退场，称“无法接受”，许多媒体也称其为“三级片”。无独有偶，还有人把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故乡》和《药》等拼凑在一起，通过两名盗宝太监逃出宫后，为转移追捕视线，而伪造一份通缉革命党人的黑名单所引发的冲突，编制了一出三角、四角、多角的，扯不断、道不明的性爱闹剧。

同样，为广大群众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也免不了被人性化强暴的命运《江南》（2003年第1期）刊出的小说《沙家浜》，主要人物是阿庆，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类似“武大郎”的“窝囊”人物，他唯唯诺诺，开了一家茶馆，平时和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及“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都有来往。而阿庆嫂不能生育，阿庆在外面也有女人，阿庆嫂和老胡及郭建光都有着两性关系，其中与日本鬼子周旋是国共合作的必要，其中还安排了郭建光设计炸日本鬼子碉堡的情节，而炸碉堡的人最后由阿庆这个很不起眼的人物完成。撇开了原剧的情节结构，在床上和柴草堆里上演了一出阿庆嫂和郭建光、胡传魁等男人间的性爱故事。

毋庸置疑，艺术创作倘若把意识形态批判模式泛化，文艺的人性内容就会完全被阶级性的内容所取代，而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就注定了流于苍白、教条和无力；但是，从抽象的人性论来观照丰富多彩、整体性的人，从深厚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冲突中剥离出赤裸裸的人性，好像只有写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坏蛋也有温柔敦厚的一面”，这才抵达了形象的“本真”，其结果必然导致艺术作品中人物脱离社会历史发展和具体情境而成为抽象概念化的人，而不是具体生动的有血有肉的人，因而也就无法脱离“从概念出发”的泥淖。对经典名著移花接木，把人性的外延定格在物欲和肉欲框框内，如果仍要称其为人性的话，那只能是卑劣猥琐的“人性”。

从文学创作中将“人性”简单的抽象成“性”的倾向，是将文学创作从丰富的社会生活中剥离；到历史剧创作中将历史人物任意的歪曲，在“人性”的幌子下的创作；还是对经典文学作品改变，对红色经典进行所谓“人性化”的再创作，都是在用抽象的人性代替丰富的人性，都是对人性的片面理解和歪曲，这种抽象化的倾向其危害是巨大的。这样的创作和改编败坏了我们的文艺、污染我们的受众，也给唯物史观带来了冲击、混淆了理论是非。

文艺本来应是人们高品位的精神食粮，鲜明的价值倾向和审美特色是其永葆魅力的特质，而进行抽象人性描写的文艺作品，却力图使人物“超脱”阶级和社会的“拘囿”，往往以所谓的永恒的人性主旨取代其社会历史意义，甚至以感官刺激代替审美批判，削平或弱化了文艺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这就使文艺的本质属性被严重扭曲，大大降低了文艺作品的质量，损毁了文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对思想逆动的反面人物，比如历史上的反动人物，有的文艺作品非但不能历史地、批判地把握和解剖他们的反动根源，反而对其大肆渲染，并为反动行为寻找各种充满“人情味”的理由，似乎值得理解和同情，似乎值得人们窥视、羡慕和效仿。对于经典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形象，有的作品拼命地从“人性”的角度发掘其阴暗的一面，人性中似乎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这样的创作，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让人放弃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放弃崇高的精神追求，人性中低俗的东西开始自由的泛滥。这对于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崇高的道德塑造是非常危险的。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把人引导到正确的方向，把人的品质塑造得更高尚；而抽象表现人性的文艺作品则是把人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使人变得委琐和低俗。

文艺可以最有力地把理论观点传播出去，因此也就成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文艺表现上的抽象人性论宣扬了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唯心史观。由于文艺特有的感性宣扬方式，错误观念更易于为那些缺乏理论是非判断力的人们所接受，从而误导群众，混淆理论是非，对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乃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产生消极的影响。

当前文艺上人的本质的各种表现都是以所谓的“人性论”作为文艺的出发点，他们认为，文艺作品应该描写人的自然本性，如饮食男女、生老病死等生理欲望，还应该描写那些人人相通的、共同的人性，如爱、恨、正义、邪恶、勇敢、怯懦等人的各种品质，认为这样的文艺作品才能引起共鸣、产生美感。总之，他们认为，文艺作品只有反映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性的共同性，文艺才能存在，离开了普遍人性或共同人性，就没有文艺。当然，文艺上的人性论者们的意见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在根本之点上却是相同的，即承认有一种所谓超社会、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抽象的人性。之所以出现文艺上的抽象人性的泛滥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时代背景、思想原因和理论背景的。

首先，从现实层面上看，是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原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这一转型时期，文艺也开始面向市场，文艺团体、文艺创作者都要参与市场的竞争，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作品是否畅销，收视率的高低成了左右文艺的一只看得见的手。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语言：“……当代小说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活塞动作式的性描写，很大程度上属于商业操作，而非文学行为，一句话，是金钱在作怪。”^[10]确实，世俗商品化社会到处游荡着一位妖冶绝伦的时代人妖，这位人妖往往在作家刚开始伏案的时候翩然光临，它毫无畏惧地纷纷撩起世俗作家们的衣裤裙带，肆意地挑逗，任何缺乏精神定律的作家都毫无例外被这位时代人妖拖向欲望的深渊而不能自拔……最后，这些作家炮制出来的所谓“性文学”就只能是“医学书”甚至于是医学里的“兽医的文本”了。这只看的见得手指挥的直接后果就是诱导、暗示作者要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来创作作品，似乎情感体验和感官刺激比思索社会和庄重审美更能满足某些阶层与人群的心理和眼球，于是以本能描写为主导的私人生活场景展示代替了以社会描写为主导的公共生活场景展示，身体欲望的满足代替了精神追求的满足。

其次，从思维层面看，不是坚持辩证的思维，而是坚持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导致了在对待人性问题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情况。

为了匡正过去把人性与阶级性等同的倾向，一些人走向了完全否定阶级性存在的另一个极端：红色经典改编，将“红色”改成了“桃色”，认为这就是人性的深化；在被以往审美批判所否定的反面人物的形象重塑中，加入一些善良的“人性”，使“黑色”转化为所谓“环保的绿色”。过去存在简单地把文艺从属于政治，特别是从属于当前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的现象；现在有些人则把文艺从属于经济，依附于市场，以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转向了又一个极端。由于这个转向，导致了“观众就是上帝”的媚俗观念的盛行，从而为人性观念的蜕变准备了条件。

再次，从时代背景看，是“后现代主义”在全球性演化和激荡。

自从20世纪的80年代末起，我们就被困在后现代主义自己造就的无知之中。后现代主义热衷于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解构，人性在后现代话语系统中开始变得无所适从和不确定了。

后现代主义这种绝对的反理性主义文化的流行是西方后工业时代必然的文化逻辑，这种文化逻辑虽在“怀疑与解构（针对一切西方理性文明）”中所自然形成的“个性和解放”的品质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给国人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建设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和借鉴。但其总体而言，“后现代文化（包括文学）”显然是跟咱们的当下的中国的客观社会现实和文化要求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或许多相抵触的地方。因为，现阶段中国文化建设中心关键依旧是——如何实现文化价值的重建，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势要求显然与完全“解构”的“后现代文化”的要求相去甚远……

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环境和历史时段里，要引进一种所谓的“后现代”文化应该是一桩需要十分谨慎分析研究之后才能付出行动的文化大事。但国人的“欲望化写作者”显然没有这样耐心和努力，为迎合普遍的“世纪末情绪”的宣泄需要，中国的“欲望化写作者”们对于“后现代文化精神”的引进似乎突然间就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境界：抛弃传统、排斥社会，不要精神、裸露躯体，拒绝审美、拒绝意义……从“食洋不化”到“崇洋媚外”，从“以丑为美”到“舔痈自慰”，国人的“欲望化写作者”们无疑在试图完全用西方的后现代文化的那种绝对反理性的“欲望狂欢”来抽空并取代经典文学作为一种“有意味形式”的审美存在，这从创作思想上看无疑又是一种时代艺术的幼稚与偏激……

第四，理论上的欠缺。

从理论层面看，一些文艺作品之所以热衷于表现抽象人性，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人性观被淡化、被边缘化，有的文艺创作者不能够坚持唯物史观，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的指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唯心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沉渣泛起，并影响了一些文艺创作者的世界观、文艺观和人性观。

无论现实原因、时代背景还是理论层面、思维层面，文艺工作者所遵从的指导思想都是至关重要的。不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而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不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而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都将导致文艺表现人性上的抽象化倾向。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从现实的角度上是符合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商品化、市场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国际上，后现代主义也不可能被完全拒之门外，而只能通过了理论的交流和碰撞，在竞争中遵从自然法则优胜劣汰。思维模式的矫正也需要不断的加强理论上的修养，科学把握人的本质。文艺创作在表现人性方面出现的各种偏差，追本溯源在于缺乏对人的本质的全面正确理解，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淡漠所导致的，因此对于文艺描写人性的抽象化倾向既要积极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加强批评力度，更重要的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文艺工作者应该牢牢把握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认识，在创作实践中既能适当地表现人的自然属性，更能在此基础上表现人的社会属性，展现人性的丰富，这样我们的文艺才能够健康、蓬勃的发展。

[1]黑格尔：《逻辑学》（下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98页。

[2]黑格尔：《逻辑学》（下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0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10]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