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后记

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以来，金元词研究成为词学新领域的热点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词学在经历了文献考索、文本解读、文化转向等阶段之后，寻求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努力。拙著《金元词通论》，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和不少致力于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之著作，共同为金元词研究建立了一个基本框架。至少在目前看来，这个框架尚有其生命力。近年来关于金元词的论著日渐丰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渐拓展，这是很令人欣喜的。

不过，金元词史中仍有很多未经开垦的“荒地”。随着《全元文》、《全明词》及《全明词补编》等基本文献的陆续面世，金元词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这种深化当然需要对于金元时期具体词人及其作品的更为全面的梳理，但更需要研究者具有更为宏阔的视野。我以为金元词研究的新进展，有赖于研究者具备以下三种观念：一是纵贯的意识。眼光只局限在金元，是没有出路的，必须要能上溯唐宋，下涵明清，要始终将金元词置于前后贯穿的词史中来考察，才能看清它的位置，并寻找新的研究角度。二是横通的眼界。词体与诗歌、散曲乃至戏曲小说的横通与比较，有可能为金元词研究开辟新路。而就词论词，同样过于自我设限。三是世界性的视阈。金元词是金元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当时东亚乃至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金元政权的特殊性，需要研究者关注金元词与当时整个东亚文化和民族地域的复杂关系。例如高丽李齐贤就是横跨元词与高丽词的纽带之一，而高丽文人的汉化特征与其民族本位意识又是始终贯穿于两国文化交流关系之中的。中国的研究者多习惯于强调其汉化的一面，不免有失狭隘。而元代西域词人的涌现，也同样与元朝和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有关联。这些都需要研究者有更为弘通的视野和国际性的眼光。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有与世界学术对话的可能。

这次有幸作为《历代词通论》的一种再版，修订了初版中的一些错讹之处，有的地方根据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也作了完善。如蔡松年出使高丽时所作的《石州慢》词，初版云不详其作年，今据高丽史籍中记载确证为皇统八年（1148）。另外，文后增加了三篇附录：《金遗民词人文化心理阐释》、《〈名儒草堂诗馀〉与江西遗民词人群》、《元词衰落的音乐文化背景》。

本书初版时，苏州大学严迪昌先生撰写了序言，孰料数年后，先生遽归道山。如今捧读先生之文，回忆其提携后进之殷殷盛情、把酒谈词之音容语笑，历历如在目前，令人几欲泪下。序在人杳，何可胜慨！

上海古籍出版社查明昊先生为此书再版，倾注了不少心力，特此铭谢。

陶　然

2010年5月于浙江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