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置身于江南的酷热长夏中，面前的电脑屏幕上终于出现了这部书稿正文的最后一个字。它原先的雏形，是我于去年提交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元词研究》，经过一年多的补订，如今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本《金元词通论》。

与千岩竞秀的唐宋词坛相比，金元词很有点“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味道，事实上，在词学研究中，金元词也的确是一个相对冷门的领域。金词中尚有元好问这样的一代大家，毕竟还可引来一些关注的目光，而元人之词向来被轻忽。因此，在业师吴熊和先生的指导下，我就选择了元词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范围。在阅读元人文集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元代文化由于少数民族统治、政治上民族歧视与文化上的民族融合，而呈现出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故研究元词必须将其置于这种文化背景中，从纵向横向的不同方面进行考察，才能避免“就词论词”的狭窄视野。因此，我就没有把论文写成一部《元词史》，而是侧重将元词与元代文化的总体特征彼此参证，发掘元词的独特价值。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后，越发觉得有必要拨开不少笼罩于元词上的迷雾。元代以蒙古族入主中原，国祚短暂，不及百年，但汉文化仍居主流地位，且继两宋之后，馀势不衰。在元曲代兴之后，元词依然作为元代文学的重要一翼，其成就虽逊于宋而犹胜于明。论词或“宋元”并称，沿波讨源，其间源委脉络，实不容割断。元词分南北两支，北词多苏、辛馀绪，南词则姜、张一脉，代有传人，成为宋词之异代嗣响。然而历来对于元词的历史地位与独特成就，不但缺乏研究，而且甚多误解。词在宋元易代之际的传承关系，则或出或入，彼此凿枘，更加滋生了迷茫与混乱。这在一些宋词、元词总集与重要的词学著作中，亦在所难免，令人遗憾。因此，在我的论文中，就试图着力厘清元词的上下断限与词人归属；评价元词的历史地位；揭示元词南北两支的词学渊源，发掘导源于宋、金而崛起于元代的几个南北词人群落。论文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后，我意识到仅就元词而论元词仍是不足的，元词本身与南宋词、金词关系太过密切，以往对于南宋词的研究，较少注意到南宋词与金词的互动关系，以及南宋词与元词的衍变关系，实际上，这三朝词是一个有分有合的连贯整体。因此，我又回过头来研究金词，在原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基本的想法就是把十二世纪上半叶至十四世纪中叶的词坛，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其流变与发展。当然，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研究目标，还有赖于读者和专家的评判。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业师吴熊和先生的悉心指教。自从跟随先生读硕士，到留校教书，再到攻读博士学位，八年来一直受到先生人格力量的感召，使我有了虔心向学的信心和勇气。每当我看到先生那次抱病为我修改论文初稿而密布满纸的字迹时，心中就忍不住有一股热流涌动。而先生对我工作和生活上的关爱，更令我感怀。所愧者年近而立而一无所立，实在是辜负了先生的期望，但愿本书的出版，能够作为一个不成器的学生对导师辛勤劳动的回报吧。

苏州大学严迪昌先生是词学界的前辈，记得十馀年前还在读大学时，我倾囊而购的第一本词学书就是严先生的《清词史》，从此才略窥词学这一片天地之堂奥。幸运的是严先生竟成为我硕士、博士两次答辩时的主席，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座师与门生之谊。严先生对晚辈的随和与关心令人难忘，他不仅仔细审阅了初稿，还不辞辛劳地为本书撰写了序言，使这本小册子得以增辉和生色了许多。

论文提交答辩前，严先生及苏州大学杨海明、中国社科院陶文鹏、陈祖美、华东师大马兴荣、湖北大学王兆鹏、浙江古籍出版社吴战垒、浙江社科院陈铭等先生还赐予审阅，出于对后学的勉励和提携，诸位先生都给予比较高的评价，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令我铭感无已。在答辩过程中，又亲聆了严先生、吴先生、陈铭先生，以及本校陆坚、萧瑞峰、费君清诸先生的指教，使我后来修改论文受益匪浅。全书完稿后，又曾送呈严先生、吴先生指教，他们的意见，减少了书中的不少错误。本系沈松勤先生是我的领导、师长，同时也是我的学兄、好友，没有他的督促、鼓励和指教，本书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另外，我的妻子樊葵女士悉心操持家务，她的理解和支持，使我能全力投入本书的写作，在此一并谨致谢忱。本书的撰写和出版还得到浙江大学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及浙江省社科出版基金的资助，特此铭谢。

限于学识，书中的疏舛和错谬当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赐正。

陶　然

2000年7月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