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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儒草堂诗馀》又名《凤林书院草堂诗馀》，元代江西庐陵凤林书院无名氏选辑，原收词三百余首^[1]，通行本为清人厉鹗、秦恩复删补校订而成，上中下三卷，计六十二人，共词二百零三首。厉鹗《元草堂诗馀跋》曰：“元《凤林书院草堂诗馀》三卷，无名氏选，至元、大德年间诸人所作，皆南宋遗民也。词多凄恻伤感，不忘故国，而卷首冠以刘藏春、许鲁斋二家，厥有深意”。后人多承其说，认为此书实为元初江西地区南宋遗民词之专集。本书初版第八章中亦倾向于这种观点。然而细考之，此书作者既并非以南宋遗民词人群体为主，且“寄托遥深，而音节激楚”^[2]的遗民词也仅仅其中词作风格之一。综言之，《名儒草堂诗馀》不过是元初在江西文人中较有影响的词作选集，对其遗民色彩似不宜过于强调。

《名儒草堂诗馀》上卷所收词人有刘秉忠、许衡、文天祥、邓光荐、刘辰翁、杨果、杜善夫、詹玉、滕宾、马昂夫^[3]、彭元逊、曹通甫、高永、谢醉庵十四人。其中刘秉忠、许衡、杨果、杜善夫、詹玉、滕宾、马昂夫、曹通甫、高永皆非南宋遗民，唯文天祥、邓剡（光荐）、刘辰翁、彭无逊可称遗民，谢醉庵无考。故上卷中南宋遗民所占比例不到三分之一。中卷所收词人有罗志仁、姚云文、赵文、杨樵云、李琳、宋远、滕宾、周景、刘将孙、萧烈、刘应雄、王学文、曾隶、赵功可、黄水村、危复之、姜个翁、鞠华翁、彭芳远、戴山隐、李裕翁、龙端是、萧东父、颜奎、王从叔等二十五人，其中滕宾词在上卷有收录。下卷词人包括王梦应、吴元可、刘铉、李太古、彭履道、黄子行、龙紫蓬、萧允之、萧汉杰、段宏章、刘贵翁、黄霁宇、王鼎翁、刘云迪、张半湖、刘景翔、周伯阳、尹公远、李天骥、刘应几、周孚先、尹济翁、彭泰翁、曾允元等二十四人。在中下卷的四十九位词人中，基本能确定为南宋遗民的有：

罗志仁，宋末中乡试，元初荐授天长书院山长。据同治《清江县志》卷八《罗志仁传》载，其曾做《绝句》颂扬文天祥，刺讽入元为相、又享三十年富贵的留梦炎，惹留氏“将物色罗织之”，罗遁归终免。其词作《金人捧露盘·钱唐怀古》等也皆为故国之思。

姚云文，宋咸淳进士，元大德间，卢挚聘主谭学，力辞不赴，后以宋故官授承直郎、抚建两路儒学提举。

赵文，尝从文天祥勤王，兵败被俘至燕，备经艰苦，获释归。入元为东湖书院山长。

宋远，宋元皆无入仕记录。《元诗选》中载其《哭岳山》诗云：“天意只如此，将军重可伤。忠无身报主，怨有骨封王。苔雨楼墙暗，花雨廊路香。沉思百年事，挥泪对斜阳。”^[4]显有遗民风骨。

危复之，宋太学生，入元屡辞荐辟，隐紫霞山中。卒后士友私谥曰贞白先生。

王梦应，咸淳十年进士，调庐陵尉，元兵陷临安，起兵勤王，复萍乡，会文天祥师溃，奔永新，合门疫死，惟存一身。

王鼎翁，宋太学生，德祐间留文天祥幕府，以母老辞归。入元不仕，更其名曰炎午，名其所作曰《吾汶稿》，皆示不仕异代之意。

周伯阳，疑即为周暕，月泉吟社第十九名。

赵功可，赵文之弟。其《桂枝香·和詹天游就访》中有“憔悴江南，应念小窗贫女”句，以及《绮寮怨·和儿韵》等作，遗民情思流露无遗。

刘将孙，刘辰翁之子，宋亡时仅二十三岁，但受遗民影响颇深，详见《摸鱼儿·甲申客路闻鹃》等词。

上述共十人，约占五分之一。另外萧汉杰，据元遗山赠其诗序，其为大兴人，金国初尝赐姓奥里氏，故时人又谓奥里汉杰^[5]，并非南宋遗民。而无法确定是否南宋遗民的有：王学文（应为杨学文），仕至昆山州同知。李琳是宋咸淳十年进士，此后行实无考。曾允元，官袁州路学教授。其他如周景、萧烈、刘应雄、曾隶、黄水村、颜奎、吴元可、李太古、黄子行、段宏章、刘贵翁、刘云迪、刘景翔、李天骥、刘应几、周孚先、尹济翁、彭泰翁诸人，仅知其籍贯为江西地区。而杨樵云、姜个翁、鞠华翁、彭芳远、戴山隐、李裕翁、龙端是、萧东父、王从叔、彭履道、刘铉、龙紫蓬、萧允之、黄霁宇、张半湖、尹公远等人，生平基本无可考，词作也仅见于本书，似不宜仅据厉鹗之说，将他们简单地归作南宋遗民。

由此可见，《名儒草堂诗馀》所录词人的身份较为复杂，笼统概括为“南宋遗民”是不符合事实的。

词人的身份、经历既然不同，词作所反映的情感与体验自然迥异。若说此书所录词作皆“寄托遥深，而音节激楚，故厉太鸿比诸清湘瑶瑟，与弁阳所选，并称不朽。信乎标放言之致，则怆怏而难怀；寄独往之思，又郁伊而易感也”^[6]，“反映了宋遗民爱国情感比较强烈的另一方面，可说是……苏辛一派词风的继承和发展”^[7]，“所选基本为南宋遗民词，显示了编者借选词表达某种政治情绪和词学观念的用心”^[8]，未免以偏概全。事实上，在《名儒草堂诗馀》所录二百零三首词作中，比较明显地反映了追思故国心理不超过六十首，比重并不是最大的。其余篇章，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

1．对历史兴亡的思索。书中选录时间最早的词作金人高永的《大江东去·滕王阁》即属此类。词曰：“闲登高阁，叹兴亡满目，风烟尘土。画栋珠帘当日事，不见朝云暮雨。秋水长天，落霞孤鹜，千载名如故。长空淡澹，去鸿嘹唳谁数。　　遥忆才子当年，如椽健笔，坐上题佳句。物换星移知几度，遗恨西山南浦。往事悠悠，昔人安在，何处寻歌舞。长江东注，为谁流尽今古。”此时正值宋金对峙，战乱频繁，词人吊古伤今，“遗恨”句寄托身世之感，而长江日夜又是“为谁流尽今古”。朝代更迭使文人生发出无限沉思，在元为官者也一样。飘逸不拘、好狂嬉狎酒的滕宾，有“画角西风轰万鼓。犹忆元戎谈笑处。铁衣露重剑光寒，海波飞立鱼龙舞。匆匆留不住。万里玉关如掌路。空怅望，夕阳暮霭，人立渡傍渡”（《归朝欢》）的句子。而詹玉在至元年间监醮长春宫，偶见古镜，状似秋叶，背有金刻“宣和玉宝”四字，有感而赋《霓裳中序第一》，末句云：“兴亡事，道人知否，见了也华发。”道出了当时文人同有的感慨。

2．对元朝时政的评述。如罗志仁《木兰花慢·禁酿》、周孚先《鹧鸪天·禁酒》、尹济翁《声声慢·禁酿》三首记述禁酒的词。《元史》记载，至元十三年，因旱灾严申酒禁，此后又多次明令禁止民间私自酿造。厉鹗也有注云：“至元十四年三月，以冬无雨雪，春泽未继，问便民之事于翰林国史院。耶律铸、姚枢、王磬、窦默等对曰：足民之道，惟节浮费。糜谷之多，无如醪醴、曲蘖，宜一切禁止，从之。五月，申严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资，散之贫民”。此举引起了文人的不满。三首禁酒词中，以罗志仁《木兰花慢·禁酿》写得最好，其上片云：“汉家糜粟诏，将不醉，饱生灵。便收拾银瓶，当垆人去，春歇旗亭。渊明权停种秫，遍人间暂学屈原醒。天子宜呼李白，妇人却笑刘伶。”牢骚之语，嬉笑道出。刘秉忠的《木兰花慢·混一后赋》也属此类：“望乾坤浩荡，曾际会，好风云。想汉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东风吹遍原野，但无言、红绿自纷纷。花月流连醉客，江山憔悴醒人。　　龙蛇一屈一还伸。未信丧斯文。复上古淳风，先王大典，不贵经纶。天君几时挥手，倒银河、直下洗嚣尘。鼓舞五华，讴歌一角麒麟。龙蛇一屈一还伸，未信丧斯文。复上古淳风，先王大典，不费经纶。”作为元世祖的重要谋臣，他在天下将定之际，以新朝建设者的身份放眼四海，反映了建造教化礼乐之世的愿望。

3．向往自然、归依山水的情思。此类词作清丽婉约，首推滕宾的《鹊桥仙》：“斜阳一抹，青山数点。万里澄江如练。东风吹落橹声遥，又唤起、寒云一片。　　残鸦古渡，荒鸡村店。渐觉楼头人远。桃花流水小桥东，是那个、柴门半掩。”斜阳、青山、澄江一连串的意象，表现出淡远清静的生活画面和审美情趣。此外许衡《沁园春·恳田东城》“换农换却为儒。任人笑、谋身拙更迂”，杨果《太常引·送商参政西行》“谁料一儒冠。直推上、淮阴将坛”等则代表了对文人自身道路选择的反思。其余词作还有写闺情、写相思、吟咏文人情趣等方面的内涵。

《名儒草堂诗馀》是当时文人心理写照的集大成者，并不完全都是南宋遗民心态的反映。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士人在一个时代大背景下的选择。为官者，或仕途顺利一展抱负，或为虚名所累而忧心忡忡；隐居者，或依旧心怀天下，或从此独善其身。

对刘、许二人的入选，今人或谓：“卷首冠以刘藏春（刘秉忠）、许鲁斋（许衡）二家，二家并当时显宦，入选似与选旨相左。其实，避席畏闻文字狱，正利用其保护色，以避免元统治者的威凌震慑，又有利于此一词集之流传。此即樊榭山民《元草堂诗余跋》中所云‘深意’。至如蕙风所云：‘刘、许之后，即以信国公继之，不啻为之揭橥诸人何如人者。’犹在其次。而詹玉《齐天乐》词，正见其当时顾忌甚深，于有所不敢之中，存其微旨的良苦用心。”^[9]认为以元朝显宦的身份作为《名儒草堂诗馀》的保护伞，乍看确在情理之中，但细读全书可知，如詹玉《齐天乐》这样直抒“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说”的词作不在少数，编选者并不存在什么政治忌讳。

上卷中紧承刘、许作品之后的是文天祥的《沁园春·至元间留燕山作》，最是显证。其词曰：“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留芳。古庙幽沉，遗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通篇情辞慷慨激昂，直抒词人“死忠”宋室的怀抱，清查礼仁《铜鼓书堂词话》谓：“公之忠义刚正凛凛之气势，流露于简端者，可耿日月薄云霄”。又如罗志仁的《金人捧露盘·钱塘怀古》：“湿苔青，妖血碧，坏垣红。怕精灵、来往相逢。荒烟瓦砾，宝钗零乱隐鸾龙。吴峰越，翠颦锁、苦为谁容。　　浮屠换、昭阳殿，僧磬改、景阳钟。兴亡事、泪老金铜。骊山废尽，更无宫女说元宗。海涛落月，角声起，满眼秋风。”该词真实地再现了元兵的残暴，描写了宋亡的惨状。若顾忌蒙元的文化禁网，怎可能选入此类词作？

是书编者选择刘秉忠、许衡二家词作的真实意图为何？结合前两章论述，不难觉出，编者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宋士人，还包括金士人以及元代的知识分子，是金末和宋末元初的整个文人群体，所关心的也不仅是文人的一己命运，而是整个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延续。元代废止科举制度近八十年，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重开考场。统治者也大都“视学校为不急，谓诗书为无用”，士人阶层的个人命运是极为不幸的，汉民族文化也面临着深重灾难。同为文人，刘秉忠和许衡的命运无疑是令士人们歆羡的。如陈基《刘文正公小像赞》记刘秉忠：“盖公之学，内圣而外王，公之道，遁佛而归儒，……祖宗以马上得天下而公首以诗书基治道……古之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非公而谁与？”^[10]他们的入仕不但实现了个人的抱负，也为汉民族文化地位的提升做出了贡献。刘秉忠尝上言“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兼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因而言之，易行也。开设学校，宜择开国功臣子孙受教，选达才任用之。”^[11]为元廷所采纳。编者深意，值得三思。

《名儒草堂诗馀》不是江西词派的结集。作为一个词派的结集，理应凸显核心词人与代表性词作。刘辰翁、刘将孙父子作为宋末江西词人群体的领袖人物，其重要地位并没有在《名儒草堂诗馀》中得到体现。相反，小词家的词作却比较完备。《名儒草堂诗馀》中个人词作入选最多的是彭元逊共二十首，其次为姚云文、詹玉、赵文九首。除赵文外，其余词家并不是江西词派的核心词人。而且《名儒草堂诗馀》的成书时间，可推至至大元年（1308）之后。此书上卷和中卷皆在“玉霄滕宾”下小注“天台”。按滕宾在至大年间历官翰林学士，后弃家入天台为道士。由此可知当时滕宾已从道入天台。而刘辰翁卒于大德元年（1297），故不存在其词未问世因此没有被收录的情况。刘辰翁的入选作品包括《兰陵王·丙子送春》、《大酺·春寒》、《宝鼎现·丁酉元夕》、《谒金门》、《意难忘·元宵雨》，共五首，而他一生存词三百五十四首之多。送春词、元夕词固然是刘辰翁的代表性词作，但他下开元词的“轻丽婉约之作”^[12]却不见收录。相形之下，小词家如默默无名、词作仅见于《名儒草堂诗馀》的刘天迪、黄子行，便有六首入选。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对刘将孙词作的选择上。《名儒草堂诗馀》整部书中只出现了他与滕宾等人唱和的一首《忆旧游》，该词水准在刘将孙的词中只能说一般，而他委婉曲折、寄托深长、代表江西词派风格的词作却不见踪影，如《踏莎行·闲游》（水际轻烟）、《摸鱼儿·甲申客路闻鹃》（雨萧萧春寒欲暮）等名作。若不是编选者不识刘辰翁父子之词的价值，便是缘于其出发点并不在于为江西遗民词人群做结集。而观《名儒草堂诗馀》中所录词作的整体情况，可知选者颇具艺术眼光，绝少选入平庸之作，因此可否定前一个推断。遗民词人群体在宋末元初出现，江西遗民词人群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群体之一。其成员的价值趋向相同，但并没有自觉的流派认同意识，文学主张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呈现出同中见散的面貌。把宋末江西遗民词人划成“江西词派”^[13]，实属后世词学家的点评之言。认为编者有意识地为江西词派编辑结集书成《名儒草堂诗馀》，更是勉强。本文认为《名儒草堂诗馀》收录的是当时在江西地区流传较广、较受肯定的词。凤林书院在江西庐陵，自然受江西地域文化影响深远，而从前论述可知，《名儒草堂诗馀》并不局限于江西文人甚至南宋遗民，视野较为开阔，所以推论编选的标准应是词作在当时江西文人中的影响度。这一点可从刘辰翁、刘将孙、赵文等遗民对周大骥等仕元者的称美态度中取得旁证。由此看来，南宋遗民拒绝异族的行为有时并不会转移到那些入元为仕的人身上，文人对一篇优秀词作的欣赏也不会拘囿于它出自宋人、金人还是元人之手，编选者更不会因为词人入仕的身份而拒绝了优秀的词作。

当然，江西词人群中，除了刘辰翁等一部分词人外，其余很多都是史书上所谓潜德不耀、名姓不彰者，他们之所以能为后人所知，应该归功于《名儒草堂诗馀》的收辑。如李太古、段宏章、刘贵翁、刘天迪、刘景翔、李天骥、刘应几、周孚先、尹济翁、彭泰翁、王从叔、鞠华翁、姜个翁等人，他们的作品只出现在《名儒草堂诗馀》中，若无此书，后人实无法得知当日江西词人之多与词风之盛。

[1]《名儒草堂诗馀总目》，《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7]马群《骉名儒草堂诗馀骍探索》，《文史》第12辑，第235页。

[8]赵维江《金元词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9]屈兴国《蕙风词话辑注》卷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10]陈基《夷白斋稿》卷一二，《四部丛刊》三编集部，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29年版第19页。

[11]宋濂等《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90页。

[12]况周颐著，王幼安校订《蕙风词话》卷二，《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13]清厉鹗《论词绝句十二首》之九：“送春苦语刘须溪，吟到壶秋句绝奇。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