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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遗民”这个词汇的含义颇为特殊，在不同时代的内涵亦有差异。一般它特指在王朝更替的过程中，持节守志而不愿与新朝合作的前朝遗老。但本文倾向于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用它来指“废兴之际”、“前朝之所遗”^[1]的文人，既不以是否出仕为限，也不以是否心存故国为限，但凡在其生命历程中经历过那种国破家亡、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人，均可以“遗民”称之。本文通过分析金遗民词人在王朝更迭后的出处选择，总结其作品中所流露、折射和暗示出的文化心理特性，探寻其特殊的文化视角。这对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心路历程与人格流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中国历史上，遗民之盛，首推元初和清初，这并非偶然。新朝统一所花费时间之长，导致遗民情结在文人心理上延续时间之长，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蒙古灭金，持续时间之久，是历史上王朝更替过程中所罕见的。早在金章宗时期，蒙古势力即已在漠北崛起，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后，于泰和六年（1206）建立大蒙古国，五年之后（1211），决志南伐，开始大规模攻金战争，然而这场战争却打了二十三年，直到1234年，蒙军才最终灭金。因此，金遗民这一身份的出现，也是阶段性的。其标志是破中都与破汴京：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五月，因受到蒙古军队强大的军事压力，金室放弃中都，南迁至汴，金朝的势力范围已大大削减，随着中都被攻破，留滞北方的不少文人事实上已成为蒙古统治下的金遗民；1232年，蒙军在三峰山击溃金军主力后，进围汴京，次年初，金哀宗出奔，虽然此后在归德、蔡州等地还勉强支撑了近一年的时间，但汴京陷落，实际已标志着金室的灭亡，大批文人的遗民命运已不可挽回地开始了。

在金、蒙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中，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郭丘墟”^[2]，战争的酷烈与破坏性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人的命运常有朝不保夕之虞，“衣冠世族，强者戮，弱者俘”^[3]，“汴梁破，前进士不殁于兵、不莩于野、不殒于沟壑者固少”^[4]。从金遗民们的人生选择来看，其出路约有以下五种：

1．直接仕于新朝

或主动或被动地仕于新朝、参与到新的政治力量中并与之相互适应，这是历代王朝更迭之际文人的主要选择之一。就金末元初时期而言，主要又有两种情形：

一是兵败降蒙，事元为显宦。如耶律楚材，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为金章宗所知，辟为省掾，从家世和身份来看，本属金国的上层精英。宣宗迁汴后，耶律楚材为燕京左右司员外郎，蒙军破燕，楚材却为成吉思汗所器重，从此扬历中外，“事太祖、太宗三十馀年”^[5]，成为元初举足轻重的元老重臣，对于蒙元统治者的汉化、维护中原地区的安定以及文化的延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传统眼光来看，对此固可以“投敌苟生”、“失节变节”来批评，但这种情形的史不绝书，不能不让人抱持着复杂的心态去看待。如果旧王朝已经失去了其统治的可能性与统治的象征（京城陷落、皇帝自杀或被俘），又何必对文人太过苟求呢？二是应征而起，得蒙元重用。如刘秉忠，世仕辽金，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木华黎取邢州，以其父润为都统。刘秉忠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时，“居常郁郁不乐，一日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6]，遂隐居武安山。但这种不甘心为刀笔吏心态下的隐居，已预示着他今后的人生选择。果然，他后来出家为僧，随海云禅师入觐忽必烈，从此作为忽必烈的藩邸谋士，“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7]，终成奠定有元一代立国成宪的开国勋臣。又如真定人高鸣，“少以文学知名。河东元裕上书荐之，不报。诸王旭烈兀将征西域，闻其贤，遣使者三辈召之，鸣乃起，为王陈西征二十余策，王数称善，即荐为彰德路总管”^[8]。后在元世祖朝任翰林学士、侍御史，官终吏礼部尚书。

2．依于汉人世侯

金室南迁之后长达20馀年的战争中，金国始终处于劣势，无力北攻，因而在仍为金国统治中心的河南与漠北的蒙古势力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的权力真空地带，其范围西至河东北路，东至山东东路，包括其间的河北西路、河北东路至山东西路一带。这里成为蒙元与金国之间的拉锯地带，充当了数十年的战场，破坏程度最为严重。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势力以保境安民为号召，趁机崛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平严实、真定史天泽、顺天张柔、济南张荣这四大汉人世侯，他们周旋于蒙古、金和南宋三方之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袭相传，专制一方，俨若藩镇诸侯，在当时举足轻重。后来木华黎专征中原时，采取招降政策，利用他们去争城略地并巩固所辖地区，他们遂纷纷归降蒙古，并在随后的灭金平宋战争中为蒙元负弩前驱，功劳不小^[9]。不过在客观上，他们在当时战争极其残酷和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情况下，起到了保护地方稳定并使其不受太多战乱侵扰的积极作用。而且，他们本身皆为汉人，对待汉族文人都能较为重视和礼遇，对文人来说也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因此，从金末直到金亡以后，大批无所依归的文人们都往而依附这些地方势力，以求避祸自存，正像李庭所言：“自经丧乱，衣冠之士逃难解散，糊其口于四方者多矣。”^[10]如杨奂，金末为太学生，汴京陷落后，微服北渡，“冠氏帅赵寿之（天锡），即延致奂，待以师友之礼”^[11]。李昶，金末为尚书省掾，金亡，奉亲还里。因宋子贞荐为东平严实行台都事、行军万户府知事^[12]。王鹗，金末状元、左右司郎中，天兴三年，蔡州陷落，金亡，王鹗“将被杀，万户张柔闻其名，救之，辇归，馆于保州”^[13]。刘肃，金末为户部主事，“金亡，依东平严实，辟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又改行军万户府经历”^[14]。徐世隆，金末进士，为县令，金亡后，“奉母北渡河，严实招致东平幕府，俾掌书记”^[15]。商挺，“父衡，佥陕西行省员外郎，以战死。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冠氏赵天锡，与元好问、杨奂游。东平严实聘为诸子师”^[16]。杨果，金末进士，金亡后，应杨奂辟为经历，后入史天泽幕，为参议。元好问，金亡北渡，依冠氏赵天锡，后相继得到东平严实与真定史天泽的礼遇。张特立，金末为监察御史，金亡，依于严实，讲授于东平。但这些文人随后的出路却又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

一是入元廷为官，后多为显宦。这与元世祖忽必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忽必烈即位前，就招揽了大批文士作为自己的谋臣；即位后，在倾向于重用汉人的中统年间，从汉人世侯处吸纳了不少人才至朝廷；而李璮之乱后，忽必烈大力削减汉人世侯的势力，解其兵柄，也使得这些地方势力失去了招纳文人的条件，于是这些金遗民纷纷入朝为官，有不少还成为一代名臣，地位不低：杨奂得耶律楚材之荐，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李昶得忽必烈赏识，为吏礼部尚书、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王鹗在忽必烈即位前便应召入其潜邸，后为翰林学士承旨；刘肃亦应忽必烈潜邸之召为邢州安抚使，后为真定宣抚使、左三部尚书兼商议中书省事；徐世隆在至元年间亦入朝为官，官至吏部尚书、翰林学士等；商挺亦应忽必烈征召而至，此后出将入相，官至参知政事；杨果亦官至北京宣抚使、参知政事。这类文人的数量是最多的，这条由地方汉人世侯而转入中央朝廷的道路，事实上成为当时试图有所作为、试图用世的文人最重要的出路。二是只求卵翼，不愿出仕。如元好问虽然与严实、史天泽等人有交往，甚至与耶律楚材父子亦有往来，晚年奔走于齐鲁燕赵一带，颇为恓惶，但始终不曾接受元朝的一官半职。杜仁杰，金亡后，游严实之门，亦屡征不起。张特立，其生平传记入《金史》卷一二八《循吏传》、《元史》卷一九九《隐逸列传》，后代史书对他的定位，正反映了这一批遗民的人生选择。

3．归隐山林乡里

宗国倾覆之后，避世归隐、闲居养志，这早已成为一种传统，历史提供的可以效法的对象也数不胜数，金元之际，自不乏其人。如李俊民，金末经义进士第一，释褐授应奉翰林文字。金亡后，“居乡闾，终日环书不出”^[17]。王革，金末为宜君簿，国亡后居云内，后迁云中而卒^[18]。曹之谦，金末为尚书省左司都事，亲历汴京被围、失陷之难。金亡，徙居平阳，隐居教授三十馀年而终^[19]。麻革，金末太学生，金亡后，隐居教授而终。房皞，金亡后北归故乡平阳，隐居以终。段克己、段成己兄弟，金亡后隐于河津龙门山。杜瑛，金末避乱于河南缑氏山中，金亡后居汾晋间，授徒为业。屡辞征辟，临终嘱志石云：“处士杜缑山墓。”^[20]而有些文人或为生计所迫，或为严征所逼，或为世主所聘，出任学官、备员顾问，甚至任朝中清要之职，但总体上仍以归隐为主，亦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归隐。如陈庾，金亡后应平阳高鸣邀，署郡教授。中书令耶律铸奏置经籍所于平阳，命庾领校雠事。忽必烈征至六盘山，与语，大悦，荐授平阳路提举学校官^[21]。刘祁，金亡后，北归故乡，曾被选任山西东路考试官。薛玄，金亡，游大同，耶律楚材辟为应州教授，后以河南提举学校官绶即家授之，不拜^[22]。刘德渊，中统间授翰林待制，三府累辟不就。家居讲学著述以终^[23]。李治，金末北渡，流落忻惇间，忽必烈即位前尝召问政治得失。“晚家元氏，买田封龙山下，学徒益众。及世祖即位，复聘之，欲处以清要，治以老病，恳求还山。至元二年，再以学士召，就职期月，复以老病辞去，卒于家”^[24]。其实，这种心态也有其历史传统，箕子且应周武王之访，自然，金遗民们对于得到忽必烈等人的召见顾问，也并不妨碍其遗民身份和归隐之志。

金元时期，是新道教——全真道的勃兴时期，其三教融一的思想和注重内丹的修炼方法，不仅使它在下层民众中争取了大量信徒，且又与文人士大夫的品味颇为投合，金元文人与全真道徒多有往来，与全真家的诗文唱酬，在文人文集中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金末的社会战乱，强化了弥漫于整个社会心理上的生命无常感，全真道则不但为文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心灵慰藉，还提供了现实的生命安全和生活保障——金、蒙两方对于全真道都较为优容。而随着丘处机等全真高道得到蒙元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全真教对文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成为国亡后文人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之一。如李志方，金宣宗时为户部令史，以中原多故，弃官归隐隆虑山。适与马钰弟子卢公相遇，遂入全真道^[25]。秦志安，金末累举进士不第，“河南破，北归，遇披云老师宋公于上党，略数语即有契，叹曰：吾得归宿之所矣。因执弟子礼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虚等”^[26]。姬志真，泽州高平人。兴定五年，蒙军攻河东南路，徙寓冀州南宫。天兴三年金亡，从王志谨为全真道士^[27]。李子荣，“家世宦族，幼学为举子。未卒业，会贞祐兵兴，辟为郡从事。及归国朝，擢本地招抚使。皆非其志也，……乃脱身归道，隶本郡之长春观”^[28]，儒业、小吏、兵官，他都尝试过，最终却还是选择了全真教。

宋金对峙百年，金朝又亡于宋蒙联军之手，但金亡后，还是有不少遗民南下入宋。如白华，贞祐三年（1215）进士，金末为应奉翰林文字、枢密院经历官。开兴元年（1232），蒙军围汴，白华随金哀宗逃到归德。天兴二年（1233），于金亡前夕入宋，至襄阳，南宋署为制幹，又改均州提督。杨弘道，金末为监麟游县酒税，金亡入宋，为襄阳府学教谕。宋端平二年（1235），出襄阳，摄唐州司户。王元粹，金正大末为南阳酒官，金亡，流寓襄阳^[29]。王磐，金末进士，“河南被兵，磐避难，转入淮、襄间。宋荆湖制置司素知其名，辟为议事官”^[30]。宋子贞，金末太学生，“潞州乱，子贞走赵、魏间。宋将彭义斌守大名，辟为安抚司计议官”^[31]。但是这批遗民后来几乎悉数北归：因均州兵变降元，白华亦北归^[32]，移家真定，依史天泽。不仕以终。杨弘道于端平二年十二月北迁，寓家济源，不复出仕。王磐亦因端平三年襄阳兵变，北归河内，东平严实迎以为师，后在元世祖朝为名臣。这三人北归的原因，可能都是因为襄阳、均州、邓州等地的兵变。王元粹的经历则颇为复杂，因襄阳被元军攻破，乱中北归燕京，曾佐赵复传道学之绪，最终还是随李志常皈依了全真教。宋子贞在彭义斌死后，率众归严实，为东平行台详议官，兴学讲礼，收容了不少金末文士，是严实的重要辅佐，后在世祖朝为中书平章政事。这些金遗民离宋的原因可能也主要是看到在蒙元的强大军事实力面前，南宋实不堪一击，于是趁机北归。人生做一次遗民已是可悲，何况眼看着就要经历两次国亡之祸呢？

上述金遗民的五种人生选择，大略而言，直接仕元和入道、入宋的都不算很多，最多的是“隐”与“依”两种生活状态，用“半推半就”来评价，可能太过苟求了，但如云“若即若离”，无疑还是非常准确的。遗民的人生选择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又特定化地凝聚为金遗民心理上的二重性，这也是金遗民与后来的南宋遗民、明遗民均不相同之处。一方面作为遗民，他们保持着抱节守志、不仕二姓等传统道德观念。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在金亡之前往往都已沾仕履：李俊民，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以经义举进士第一，授翰林应奉；元好问，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中博学宏词科，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先后任镇平、南阳、内乡等县令。正大八年，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金末为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李节，“吕造榜进士，……历威戎、扶风令”^[33]；段克己，金末以进士贡；段成己，正大间进士，授宜阳主簿；杨弘道，尝于正大元年（1224）监麟游酒税；白华，贞祐三年（1215）进士，初为翰林应奉文字，累迁枢密院经历官、枢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李治，“正大七年（1230），登词赋进士第，调高陵簿，未上。从大臣辟，权知均州事”^[34]；杨果，“金正大甲申（哀宗正大元年，1224），登进士第。会参政李蹊行大司农于许，果以诗送之，蹊大称赏，归言于朝，用为偃师令。到官，以廉干称。改蒲城，改陕，皆剧县也”^[35]。因此，按传统伦理标准，他们都是食金禄之臣，金亡之后，抗节不仕成为他们中大部分人所抱持的普遍心态。他们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参与到新朝之中，如李俊民曾得元世祖的安车之召，但“遽乞还山”^[36]；段成己亦得元世祖降诏征为平阳府儒学提举，却坚拒不赴；元好问、白华亦皆得张德辉举荐于忽必烈^[37]，然终未出。李治于元世祖即位前曾得其召见，询以治国之道，后“朝廷闻先生贤，安车聘之。既至，奏对称旨，欲处以清要，先生谢曰老病非所堪也。恳求还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后四年，诏立翰林院于燕京，再以学士召，仍敕真定宣慰司驿骑赍遣先生起，就职期月，又以老病寻医去”^[38]。杜仁杰亦屡辞征辟。可见，他们并非是无进身之阶，而实是因为在心理上有着排遣不去的遗民情结。他们或屡辞征召，或高蹈肥遁，即使已经出仕于新朝者亦是如此，时常流露出遗民性的心理。

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覆灭其宗社家国的蒙元政权并无过于强烈的仇视态度，也并不排斥与新朝人物乃至高层官员的交往，甚至出仕新朝也并非就意味着失节可耻。如南宋叶李被征入都后，在宋遗民中立即成为隳节之人，颇受南宋其他遗民的鄙视，而金代遗民中出仕于元者与其他不仕的遗民仍可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金遗民在国亡之后，并没有都隐遁屏迹、不问世事，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的决绝之意在他们的人生中并没有很强烈的体现。相反，他们中的有些人与新朝政事还保持着颇为密切的关系。杨奂、商挺、杨果等仕新朝为显宦的自不必论，就连始终不仕者也同样如此。《元史·隐逸列传序》云：“元之隐士亦多矣，如杜瑛遗执政书，暨张特立居官之政，则非徒隐者也，盖其得时则行，可隐而隐，颇有古君子之风。而世主亦不强之使起，可谓两得也已。”这里不妨以元好问为个案稍作分析。

元好问于金亡后，抗节不仕，可谓遗民典范，但他与蒙元高官仍多有往来。乃马真后称制二年（1243）冬，元好问曾应耶律楚材之请至燕京，为其父耶律履撰神道碑^[39]，而耶律楚材正为当时总揽朝纲之大臣。另又如《元史》卷一六三《张德辉传》载：“壬子（元宪宗二年，1252），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40]《遗山集》李治序亦云：“主上向居藩邸，挹君甚誉，一见遽以处之太史氏。不数岁，神圣御天，文治蝟兴，稽古建官，百度修举。其于玉堂东观、金华廷阁之选，尤所注意者，曷尝不设燎以待之，而侧度以求之哉。向使遗山不死，则登銮坡、掌纶诰、称内相久矣。奈何遇千载而心违，际昌辰而身往，此非君遗恨也邪。”这与传统纯粹的所谓遗民在观念上似便有些相左了。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往往要为元好问的这些行为进行辩护。如有论者认为元好问曾依附的严实父子本为汉人，且在其所统辖之地亦能“尊老养贤，治道为诸道第一”，因而吸引了不少文人往而依附，元好问与其交往亦属正常。而与受聘于耶律楚材之事，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谓：“先生自国亡后，笃守遗民之节，不仕新朝，所念念不忘者，惟故国之典章文物及君臣之奇节伟行，不忍使之泯灭耳。耶律楚材慕先生文名，以先人墓碑为请，而其先人实又为金之名臣，则先生应其所请，固无损名节。惟耶律楚材总揽朝纲，声势甚盛，于是宵小辈遂多方揣测，以为先生有夤缘干进之意，谤骂嬉笑，无所不至，故其后耶律铸嗣父之位领中书省，复请先生至都，先生遂谢不往。”至于觐见元世祖之事，凌廷堪《元遗山先生年谱》加以按语云：“先生以金源遗老而往见元世祖于潜邸者，亦许鲁斋不如是则道不行之义也。夫明夷陈范，振鹭来雍，古人固已有之。鲁斋未仕，故拜爵而不辞。先生已仕，故往见而不受禄。出处之道，易地则皆然也。”而李光廷《广元遗山年谱·附辨》则认为元好问决无往见忽必烈之事，并云：“惟李治一序，感慨世祖之知，深为盖棺之恨。且云：‘向使遗山不死，则登銮坡，掌纶诰，称内相久矣。奈何遇千载而心遗，际昌辰而身往。此非君遗恨也耶。’此真无耻之谈，有忝斯集。先生自故都亡后，矢志蕨薇，观其遗命，只以‘诗人’立石，平生之志，皎若日天。设令不死，而世祖御天之辰，时已七十一岁，白发老公，复何求耶。仁卿以金源遗老，晚际遭逢，不觉津津若此。不知老妇再嫁，孺子亦羞称之，不足与议矣。”后人以后人之观念去看待这些金遗民，自不足为遗山辨。因为依据当时金遗民的文化心理，这些举动并不妨碍他们作为遗民的清誉，元好问受耶律楚材之聘而遭“谤骂嬉笑”，并不是因为与遗民的身份有所不符，《遗山集》卷三九《答中书令成仲书》云：“癸卯之冬，盖尝从来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声势，悠悠者若谓凤池被夺，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祢，下辱子孙，与渠辈无血仇，无骨恨，而乃树立党与，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灭。”成仲为耶律楚材子耶律铸之字。可见元好问是因为触及了其他人的利益而受到忌恨。就金代遗民本身来说，他们对于新王朝的抵触情绪和仇视心理并不十分强烈。故此，清人赵翼题《遗山集》所谓“无官未害餐周粟”^[41]之语可以说是金代遗民们入元后心态之最确切的写照了，这种心理特征也就直接影响了金遗民的文化视角。

金遗民的文化视角，表现出历史性的虚化特征，改变了传统的现实性视角。这主要又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将现实中的家国之覆转化为历史性事件来描写、来感慨，带有冷眼旁观的伤感，却缺乏一些切肤之痛。如李俊民的《庄靖集》于入元之后所作，但书甲子，不奉元朝正朔，隐然以陶潜自比，其诗也“类多幽忧激烈之音，系念宗邦，寄怀深远，不徒以清新奇崛为工”^[42]。但是在总体上，沧桑之感与冷眼旁观的态度成为他们作品的主要特征。

金遗民词作在情绪的表达上，“铜驼荆棘之伤”远比直接的“神州陆沉之痛”的成分要浓厚得多。如元好问的《浣溪沙·往年宏辞御题有西山晴雪诗》云：“日射云间五色芝。鸳鸯宫瓦碧参差。西山晴雪入新诗。　　焦土已经三月火，残花犹发万年枝。他年江令独来时。”此词为元好问于金亡后重游故都之作，词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感慨丧乱之意强，而哀痛故国之意弱，写得最直接的一句无过于“焦土已经三月火”，但也只是对金国故都经兵乱后残破景象的描绘，而下面紧接以“残花犹发万年枝”，却是“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之意，词意逐渐由外向内收缩，结以“他年江令独来时”一句，又落入个人忧伤感慨之情了。元好问的另一首作于金亡后的《木兰花慢》（拥都门冠盖）词中有“怅华屋生存，山邱零落，事往人非。追随旧家谁在，但千年，辽鹤去还归”之句，也是表达同样的意思。元代的文字禁网并不严密，这本来最适合激发对故国故君的追念之情的题材，在元好问笔下，却表现得并不明显，整个作品中弥漫着一层淡淡的忧伤与惆怅，不太能看到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恨与追悔。悲的不完全是故国沦丧，最多只是黍离麦秀之感慨，如李俊民的《闻蔡州破》一诗：“不周力摧天柱折，阴山怨彻青冢骨。方将一掷赌乾坤，谁谓四面无日月。石马汗滴昭陵血，铜人泪泣秋风客。君不见周家美化八百年，遗恨黍离诗一篇。”此诗正作于金亡之日，但诗中亦全是王朝兴废的感伤，八百年的周朝不过留下《黍离》一诗去感怀，百馀年的金王朝的盛衰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又如杨弘道在金元之交时每年所作的《门贴子》诗，在金亡后的甲午年，诗意却全是“言不及义”之句，自己似乎与金室的存亡已完全不相关了。相比之下，后来的南宋遗民之作，则往往在看似缥缈清幽的意境中却隐藏着极浓极深的沉痛之意，以隐约、深微、幽细之笔抒发对故国故君的怀念与同情，曲折体现对新朝之决绝的人生态度。由此也可以看出，与南宋遗民相比，北方金遗民们的心态相对要平和一些，对金王室、金王朝的感情也比南宋遗民对南宋王室的感情要淡得多。而这正是前述其心态二重性的一种体现。

金遗民作品又带有普遍性的冷眼旁观世事的态度。蒙元军队与金国长达二十馀年的战争使得中原大地饱受摧残，许多文人在心理上也由此产生饱经世变、忧患馀生之感，忠于故国固然是金遗民们不仕的主因，但这种因看破世事而无心于新朝禄位的心理状态，也同样是导致其采取高蹈肥遁之人生态度的根源之一。如段成己《木兰花》词云：“不才自合收身早。一座青山成潦倒。蒙头赢得日高眠，落叶满庭慵不扫。　　杀人四海知多少。留住头皮贫亦好。年年种菊待花开，不道看花人渐老。”换头两句正可谓是这种心态的典型流露，这和段克己《排遣》诗中“四海干戈战血腥，头颅留在更须名。……万事转头慵过眼，一杯到手最关情”的句意如出一辙。不仅是相对较为纯粹的遗民们是如此，即使是作为新朝显贵、制定一代成宪的刘秉忠，其作品中也同样有着浓厚的这种意绪。史谓其“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澹然，不异平昔。……每以吟咏自适，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43]。其词亦相类似，如《三奠子》云：“念我行藏有命，烟水无涯。嗟去雁，羡归鸦。半生形累影，一事鬓生华。东山客，西蜀道，且还家。　　壶中日月，洞里烟霞。春不老，景长嘉。功名眉上锁，富贵眼前花。三杯酒，一觉睡，一瓯茶。”其《望月婆罗门引》中则云：“大夫骨朽。算空把，汨罗投。谁辨浊泾清渭，一任东流。而今不醉，苦一日醒醒一日愁。薄薄酒、且放眉头。”又《太常引》下片云：“颓波世道，浮云交态，一日一番新。无地觅松筠。看青草、红芳斗春。”以至于况周颐大惑不解地说：“藏春佐命新朝，运筹帷帐，致位枢衡，乃复作此等感慨语，何耶？”^[44]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正是体现了金遗民的特殊心态。清代厉鹗跋《凤林书院草堂诗馀》云：“无名氏选至元大德间诸人所作，皆南宋遗民也。词多凄恻伤感，不忘故国。而卷首冠以刘藏春、许鲁斋二家，厥有深意。”所谓“深意”实际上也就体现在他们二人与其他金国遗民在心态上的共同性。因此，与南宋遗民词相比，北方金遗民们的词就显得非常冷静甚至可以说是冷淡了。正因为如此，当天下逐渐安定后，他们也就渐渐适应了这种安定，并且还似乎庆幸于这种安定，李俊民《任仲山谈西府事》诗云：“南北封疆归一统，太平立法自河东。”又《赠张仲一》诗：“万里江山归一统，百年人事见清朝。天教老眼观新化，白发那堪不肯饶。”房皞《和杨叔能之字韵》：“江山佳丽地，人物太平时。”动乱平定之后，庆幸免死于沟壑、从此可享太平的喜悦，充溢在他们的这些诗句中。有的作品中还充分流露出对于新朝的赞颂之意和天下一统的自豪感，如李庭《送亢公讲主奉敕修白马寺三首》其一云：“江北江南今一统，至元远胜赤乌年。”

2．国亡修史这一举动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在历史的追溯中探寻文化认同感的努力。金亡后，元好问、刘祁诸人，都体现出明确的国亡史作的意识。刘祁《归潜志序》自述作书之缘由云：“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45]其书一至六卷，类似于名人列传，七至九卷则多载金室南渡后的典章制度、政事得失以及文学风气等。卷十一的《录大梁事》和卷十二的《录崔立碑事》更是详细地记载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汴京被围至陷落的过程，弥足珍贵。其严谨的实录态度，使此书成为元人修《金史》的重要依据。出于相似的动因，元好问也以修史作为自己金亡之后的主要事业。《金史》本传说他“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46]，所著《壬辰杂编》，也为元人修《金史》所取资。除此之外，他所编辑的《中州集》并《中州乐府》，同样也可以看作是以诗选和词选的方式保存历史，《中州集》自序云：“百馀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47]。毋庸置疑，这些举动之中当然蕴含着非常强烈的追怀故国的心理，反过来，也预示着金遗民们在不得已中已接受了金朝灭亡的事实。有复国之志的遗民不会忍心修史的，他们会去编像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那样对复国有帮助的著作。可见，修史这一举动，仅仅是对故国的一种哀挽，是对已经逝去的往事的追忆，更是承认新朝正朔的一种体现，他们试图通过对历史的回忆和追溯，以探寻文化认同感，为自己在历史上的尴尬和两难的处境进行定位，说到底，是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当遗民们以相对冷静的目光去看待历史时，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到了新朝子民的位置了。与之类似，金遗民诗作中充斥着对历代王朝兴盛的感慨，这当然也不排除借史喻今的初衷，但当他们把现实中亲历的家国之痛与历史相比附、相对照的时候，他们也就把金亡这一事实虚化了，把它幻成了历史，把它推到了远方，文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现实中的离弃。

3．华夷之辨不再构成金遗民预设的心理前提和内在的心理伤痛。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之频繁，早已让士大夫习惯，并且发展出了一系列相关的处世原则，但异族入主中原，却总是最让汉族士大夫痛心疾首，并且常常引之为奇耻大辱。其原因主要在于传统儒学思想中“华夷之辨”的观念。而金元之际的北方遗民与宋元之际的南方遗民有所不同，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金国虽以中原正统王朝自居，但毕竟同样是以异族而入主中原的，而且蒙元政权对于北方汉人与南方南人的态度亦有差异。对南方遗民来说，尽管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的异族入侵，但没有一次能真正占领整个中国，正如陆游《关山月》诗所谓：“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而自东晋以来江南就一直就是汉族政权的避风之地。南宋与蒙古联合灭金，也正是不甘心于划江而治，但孰料强悍的蒙古铁骑却乘势长驱直入，彻底打破了南宋的幻想，这对于南宋人而言既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又是极难接受的。因此，在心理的适应性上金遗民比南宋遗民更容易适应新的异族政权。另一方面，金朝在北方统治的时间也不过只有短短的一百馀年，前数十年一直处于与南宋或和或战的纷乱状态中，后数十年又与蒙古军队长期交战，只有中间的金世宗、金章宗两朝可称文治。故此对北方遗民来说，历史的文化积淀尚不是很深。他们尽管是金朝之遗民，但实际上与金朝的联系和瓜葛除了食金之禄以外，并不是太多、太强烈。而南宋遗民则是承续了所谓三百年以仁厚治天下的汉族文化极高阶段的宋文化传统，其历史包袱与文化包袱和金遗民相比都要重得多。金遗民可以比较轻易地超越“华夷之辨”的传统框架，适应新的统治者。他们的逻辑比较简单：“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48]从“用夏变夷”的古训中，他们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不用再承担沉重的心理负担。所以当南儒赵复北上之时，郝经作《送汉上赵先生序》，立意正在于劝其不必宥于华夷之别，应当“达乎天下”、“由常以达变”，不应只是独善其身，应使“六经之意，圣人之道”，“大放于北方”，“传正脉于异俗，衍正学于异域”，并云：“士居中守正，执德不回，明通人物，密格鬼神，而大参天地，恒达而不穷。素患难达于患难，素夷狄达于夷狄，时有时而穷，事有时而穷，理则达矣。”^[49]杨奂在《正统八例总序》一文中说：“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50]这虽是孔子的古训，但在这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似乎也有了特殊的意义？

至此，金遗民的文化视角已完成了从政治分野到文化承传，再到深层心理的转换，他们的人生选择也许是无奈的，但其文化心理却成为时代的一种折射，体现了在历史天翻地覆的变化过程中，文人个体生命的渺小、心理的失衡以及重寻平衡的努力。

[5]《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64页。

[6]《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87页。

[7]《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93页。

[8]《元史》卷一六〇《高鸣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58页。

[9]如史天泽是制定平江南之策的关键人物，而平宋的汉军元帅张弘范即为张柔之子。

[10]李庭《寓庵集》卷五《嵩阳归隐图序》，《藕香零拾》本。

[11]《元史》卷一五三《杨奂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21页。

[12]《元史》卷一六〇《李昶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61页。

[13]《元史》卷一六〇《王鹗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56页。

[14]《元史》卷一六〇《刘肃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64页。

[15]《元史》卷一六〇《徐世隆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68页。

[16]《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38页。

[17]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八，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54页。

[19]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二，《兑斋曹先生文集序》，《四部丛刊》本。

[20]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二《元故征士赠翰林学士谥文献杜公行状》，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75页。

[21]参见程矩夫《雪楼集》卷二一《故平阳路提举学校官陈先生墓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程矩夫《雪楼集》卷九《薛庸斋先生墓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故卓行刘先生墓表》，《四部丛刊》本。

[24]《元史》卷一六〇《李治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60页。

[25]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六高鸣《重玄子李先生返真碑铭》。

[26]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一《通真子墓碣铭》，《四部丛刊》本。

[28]宋子贞《玉虚观记》，见《全元文》卷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

[31]《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贞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35页。

[32]参见《金史》卷一一四《白华传》、卷一八《哀宗纪》，《宋史》卷四一《理宗纪》。郑骞《景午丛编·白仁甫年谱》对此有详考，可参阅。

[34]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三《内翰李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60页。

[35]《元史》卷一六四《杨果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854页。

[36]《元史》卷一五八《窦默传》附李俊民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33页。

[37]《元史》卷一六三《张德辉传》：“（世祖）又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治等二十馀人。”又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宣慰张公》云：“公得告将还，因荐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槃、李涛数人。”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824页。

[38]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三《内翰李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62页。

[39]即《故金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今本集中无此文，存《元文类》卷五七。

[40]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云：“《元史》叙先生事，或称元好问，或称元裕。盖修史者采摭旧文，成于仓卒，误脱之字。”见山西人民出版社版《元好问全集》附，下同。

[41]赵翼《瓯北诗话》卷八：“余尝自题其集云：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颇道着遗山心事矣。”

[43]《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94页。

[46]《金史》卷一二六《元好问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42至2743页。

[48]郝经《陵川文集》卷三七《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9]郝经《陵川文集》卷三〇《送汉上赵先生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