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贯通南北词坛的视野

由于元代混一天下和南北文化的交流，元人词论中普遍性地表现出贯通南北词坛及词风的视野，他们论词往往不再只是局限于偏安一隅的南宋词风和词人了，而是把眼光放宽到整个南北词坛。与现时的不少词史只论两宋词而不及北方词的做法相比，反倒是当时人的视野更加开阔。例如前引赵文的序文中，就是把北方的元好问与南方的词风进行对比，张炎《词源》下卷中也有论元好问词的专条；王沂《题李敬斋乐府后》即专论李治之词，谓其和元好问的赋雁丘词“语意浑厚”，不在原唱之下。这样的例子在金元词论中还可以举出很多，如：

朱晞颜《跋周氏埙篪乐府引》：

宋亡以来，音韵绝响，士大夫悉意诗文名理之学，人罕及之，惟遗山《中州》一集，近见流播，寥寥逸韵，独出骚馀，非有高情远韵者不能学也。

刘敏中《江湖长短句引》：

其最擅名者，东坡苏氏，辛稼轩次之，近世元遗山又次之。三家体裁各殊，然并传而不相悖，殆犹四时之气律不同，而其元化之所以斡旋未始不同也。

王礼《胡涧翁乐府序》推崇清真词，秦观、小晏次之，随后云：

国初太原元裕之以此擅名，其后涿郡卢处道、河南张仲美韵度俱非寻常可及。

吴澄《张仲美乐府序》：

宋诸人所工尚矣，国初太原元裕之以此擅名，近时涿郡卢处道亦有可取，河南张仲美年与卢相若，而尝同游，韵酷似之。

杨维桢《渔樵谱序》亦谓白石、梦窗之后以寄闲父子（即张枢、张炎）为高，能兼遗山、《天籁》之风骨，《花间》镜上之情致。

从这些评论中都可见金元词论在视野上的广阔程度，这正是金元词论超出宋人词论之处，在词学的发展史上也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此外，金元词论中还有着许多精彩的具体论述，如刘将孙《新城饶克明集词序》中论声律与文辞的演变关系；吴澄《戴子容诗词序》中论诗词之辨；仇远《山中白云词序》和甘楚材《存中词稿序》中都提出的“词尤难于诗”之说；虞集《叶宋英自度曲谱序》和戴表元《题陈强甫乐府》文中所反映出的当时词乐不振、词律不谐以至“繁声碎句”、“几类散语，甚者竟不可读”的情况；陆文圭《玉田词源稿序》远在张惠言之前便提出“词”与“辞”通用以及“意内言外”之说；朱晞颜《跋周氏埙篪乐府引》中在创作上提出才、情、韵三者是作词之要的说法；袁桷《书吴景山乐府》中表达的对“刘改之之徒”的不满；杨维桢《沈生乐府序》中对张耒评贺铸词的不同看法等等。这些都很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金元词论的整体状况及其成就作出正确的评价。

【注释】

[1]如谢桃坊《中国词学史》第二章《词学的建立》中便是只就上述数人之词学观念展开评论。而方智范等著《中国词学批评史》，将沈义父、张炎纳入宋人词论，元代只评论了陆辅之《词旨》及刘将孙的两篇序文。

[2]见谢桃坊《中国词学史》第二章及第三章。巴蜀书社1993年版。

[3]见方智范等著《中国词学批评史》第四章《金元词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4]《全金元词》注：“朱校云侠疑误。”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83页。或当作“狭”，形近而致误。

[5]方智范等著《中国词学批评史》已经注意到了刘将孙的两篇词序，但都由陶秋英编《宋金元文论选》转引，似未曾普查金元人文集，故遗漏甚多。顾易生等编《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中提到的也不少，但还有补辑的馀地。

[6]《元好问全集》卷三七《南冠录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册第48页。

[7]《金史》卷一二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42页。

[8]《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8页。

[9]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10]《绝妙好词》所收词年代最晚者，为卷六张炎的《甘州》（饯草窗西归）一词，作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时周密已六十四岁。周密卒于大德二年（1298），年六十七。《绝妙好词》当编定于周密卒前的这二三年间。参见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六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页。

[11]应该说李清照的《词论》中也体现出了类似的眼光，但由于时代缘故，她只能主要就北宋词来立论，还无法在整体上对唐宋词的发展作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