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于宋词的深刻反思

金元词论中，另一新的理念即是对于宋词近三百年发展历程的反思。正因为元人处于宋词高潮结束之后的历史地位，使得他们有可能对宋词这三百年的发展进行反思，同时又由于他们在时代上紧接宋词、并在很多方面承宋词之绪馀的历史地位，使得他们具有最适合进行这种反思的条件。因此，元人词论中有不少内容都是对于已经逝去的宋词高潮的重新思考。在这方面有两篇文章最值得关注，一篇是赵文的《吴山房乐府序》，一篇是朱晞颜的《跋周氏埙篪乐府引》，此二文在元人词论中，是非常重要的对词史进行反思的文章。由于它们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尽管文章不短，但还是值得全文引录。《吴山房乐府序》云：

观欧、晏词，知是庆历、嘉祐间人语，观周美成词，其为宣和、靖康也无疑矣。声音之为世道邪，世道之为声音邪，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矣，悲夫！美成号知音律者，宣和之为靖康也，美成其知之乎？“绿芜凋尽台城路”、“渭水西风，长安乱叶”，非佳语也。“凭高眺远”之馀，“蟹螯”、“玉液”以自陶写，而终之曰“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敛”，观此词，国欲缓亡得乎！渡江后，康伯可未离宣和间一种风气，君子以是知宋之不能复中原也。近世辛幼安，跌荡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而江南言词者宗美成，中州言词者宗元遗山，词之优劣未暇论，而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可感已。《玉树后庭花》盛，陈亡；《花间》丽情盛，唐亡；清真盛，宋亡。可畏哉！吾友吴孔瞻所著乐府，悲壮磊落，得意处不减幼安、遗山，意者其世道之初乎。天地间能言之士，骎骎欲绝，后此十年，作乐歌，告宗庙，示万世，非老于文学谁宜为。

赵文将词与时代风气结合起来加以论述，认为“声音”与“世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清真词代表着北宋末年的衰颓之风，甚至将宋之不能复中原与南宋之亡，都归咎于清真词的流行，这种看法固有其偏颇之处，但它又是有着特定时代和心理背景的。南宋亡后，大批遗民在哀悼故国、痛心疾首的同时，也非常强烈地体现出试图总结南宋覆亡原因的愿望，他们思考着为何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远低于南宋的蒙元政权却最终统一了中国。就词史而言，在他们眼中看到清真词那种外表繁富精艳、内里却骨弱气靡的词风，正好吻合了南宋的士风，而辛弃疾那种倾荡磊落之词，却和者寥寥。相反元好问词中那种刚健质朴的深裘大马之风，却成为北方词人效法的对象，因此，赵文表面上在表达对清真词的不满，实则却是对南宋士风的批判，“词之优劣未暇论，而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可感已”，便说明了这一点。而这样一种看待词史的视角正是元初人所特有的。

《跋周氏埙篪乐府引》云：

旧传唐人《麟角》、《兰畹》、《尊前》、《花间》等集，富艳流丽，动荡心目，其源盖出于王建宫词，而其流则韩偓《香奁》、李义山《西昆》之馀波也。五季之末，若江南李后主、西川孟蜀王，号称雅制，观其忧幽隐恨，触物寓情，亡国之音哀思极矣。洎宋欧、苏出而一扫衰世之陋，有不以文章而直得造化之妙者，抑岂轻薄儿纨绔子，游词浪语而为诲淫之具者哉！其后稼轩、清真各立门户，或以清旷为高，或以纤巧为美，正如桑叶食蚕，不知中边之味为如何耳。最晚姜白石尧章以音律之学为宋称首，其遣词缀谱迥出尘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之气……

此文则从另一角度梳理出了一个词史发展的脉络，在他看来，从深受《香奁》、李商隐诗影响的唐末富艳流丽之词，到李后主等的亡国哀音，是为一变；至北宋欧阳修、苏轼是为词风振起阶段；此后周邦彦、辛弃疾各树一帜，代表了词坛的两极，但又都互有得失；只有至姜夔出，以音律之学达到宋词发展的最高水平^[11]。他的这种观念是否正确暂可不论，但应该说，他们对词史所作的这种概括表明，金元词论所站立的高度，远远超出了宋、明人词话中，那种多只是津津乐道于词人轶事或词作本事的局限，而更具有一种历史性、全局性和发展性的眼光。这是金元词论对于词学史所作的一个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