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有史，词亦有史”

词历来被视作是“小道”、“诗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所以才会有所谓“厕上读小词”的极端语。自苏轼推尊词体、提高词品之后，词的地位有所提高，在南方的南宋和北方的金国，尊体的观念都有所发展。金元时期的词学理念中，以词存史就是一个突出的新现象，这主要体现在元好问所编的《中州乐府》这部断代词总集中。

《中州乐府》本与《中州集》合为一编，名《中州集并乐府》，是元好问所编的金源一代诗词的合集。《中州集》有元好问序云：

商右司平叔衡，尝手钞《国朝百家诗略》，云是魏邢州元道道明所集，平叔为附益之者，然独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岁壬辰，予掾东曹，冯内翰子骏延登、刘邓州光甫祖谦，约予为此集。时京师方受围，危急存亡之际，不暇及也。明年，滞留聊城，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冯、刘之言，日往来于心。亦念百馀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乃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会平叔之子孟卿，携其先公手钞本来东平，因得合予所录者为一编，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当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河东人元好问裕之引。

《中州集》的编成时间为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去年，金哀宗出汴奔归德。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开城投降蒙古，汴京陷落。元好问遂北渡，被羁管于聊城。他作这部《中州集》的动机，非

常明确，就是惧一代之诗“湮灭而无闻”，而实际上也就是惧金源一代之史湮灭而无闻，因此以诗存史的倾向在《中州集》中十分明显。

金亡之后，元好问即以修史自命，他在《南冠录引》中说：“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则世人不复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邪？”^[6]金亡时，馆阁中的金朝历代《实录》，皆被张柔所取，元好问后来奔走于晋魏燕赵之间，一直想要看到这部分金史最重要的史料，目的就是试图修一部金代的历史，《金史》卷一二六《元好问传》谓其“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馀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7]。可见当时人就把《中州集》看作是金朝史料之渊薮。

《中州集》与《中州乐府》本为一编，明嘉靖十五年（1536），嘉定九峰书院刊本，方始将其中的词裁篇别出，题为《中州乐府》。故《中州集》中所录，每人各有小传，不仅载其生平大略，亦兼评其诗及词，其旨盖在借诗词以存金一代之史。《中州乐府》共收录词人三十六家，词作一百二十四首，清彭汝寔序《中州乐府》云：

《中州乐府》一帙，盖金尚书令史元遗山集也，凡三十六人，总一百二十四首，以其父明德翁终焉。人有小叙志之，中间亦有一二怜材者，文亦尔雅，盖金人小史也。

词人有小传，即自此始。而所存者，不仅是金代的历史，也可以说，《中州集》就是一部金代诗史，而《中州乐府》就是一部金代词史，只不过采用的不是论著的形式，而是编选的形式。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两部选集，现在所知的金代诗坛、词坛必将是一片荒芜，很多金源文人的作品及其名姓，都赖这两部书以传世，有些无诗作传世的文人，也是因《中州集》中提及，才为后人所知的。清人和今人所编的《全金诗》、《全金元词》等著作，很大程度上就都是在《中州集》和《中州乐府》的基础上完成的。

《中州乐府》还通过选目之取舍，反映了元好问自身的词学观点。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谓：“或谓《中州乐府》选政操之遗山，皆取其近己者。然如王拙轩、李庄靖、段氏遁庵、菊轩，其词不入元选，而其格调气息，以视元选诸词，亦复如骖之靳，则又何说？”这正好说明了，金词通过《中州乐府》所反映出来的整体面貌是较为一致的，即所谓“深裘大马之风”，也就是况周颐所云“刚方”、“清劲能树骨”、“以冰霜为清”、“荒率”等特征。这实际上即是元好问对于金源一代之词走向的基本看法。

这种以词传人、以人存史的方式，在词学史上有重大意义。以诗存史，在中国历史上有深厚而久远的传统，《诗经》、汉乐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诗史，都起到了“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8]的作用。然而以词存史，却是元好问的新创。此前历代的词集选本或总集，其编集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以供歌唱，《花间》、《尊前》，莫不如是。然而在尊体观念的影响下，《中州乐府》的编撰，就开创了“诗有史，词亦有史”^[9]的新时代。随后不久在南宋就出现了黄昇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和《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同样也是在各词人名下注字号、里贯，所选词作间附评语，虽不及《中州乐府》那么详尽和体例完备，但也是可以作为词史读的。南宋亡后，作为南宋遗民的周密不但写了大量的笔记，记载南宋旧事旧制，以此存史，还在卒前的两三年间编了一部《绝妙好词》^[10]，所选始于张孝祥，终于仇远，共一百三十二家，尽管未给词人立传，但从选目上来看，基本上也就可以看作是一部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人为标准的南宋词史。此后清代朱彝尊的《词综》，侧重于以人存史，而张惠言的《词选》，则侧重于通过选目体现词学观念，溯其源，都自《中州乐府》发端。现代词学家夏承焘先生为唐宋词人作年谱，以治史之法治词，把史学观念及方法引入词学研究，则是在以词存史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