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元词论的四种表现形式

金元词学的理论建构，必须建立在对其范围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因此，首先就必须认清金元时期的人们对于词的看法，究竟是以哪些形式出现的，包括了哪些内容。通过对金元词论的全面梳理，我们认为金元人的词学观点，至少在以下四种形式中都有所展现：一为专门的词学论著；一为散见于词集中的小序；一为金元时期几部重要的词集选本；一为金元人文集中论词的序言题跋等。

1．专门的词学论著

这是目前研究得比较多，相对来说研究也较为深入的几部著作，主要包括宋元之际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炎作于元代的《词源》和陆辅之的《词旨》，此外还包括王若虚《滹南诗话》以及吴师道《吴礼部诗话》中论词的部分。这是金元词论中比较集中和完整的一个部分。其中自然以张炎的《词源》最为重要，其重要性除了表现于在律吕和词乐等词的音乐特性方面的深刻体认之外，还主要表现在以“清空”和“骚雅”的观念为姜、张词派作出了理论总结。提倡高远柔婉，不满于质实软媚，一归于雅正。对元词以至清词都有重大影响。在形式上，它也突破了宋人词论多为零散和感性化评论的局限，以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建构，确定了它在词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金元词学主要成就之一。

2．词作题序

金元人词中有不少作品的题序皆可作词论读，这部分虽然数量不多，但或时有精彩之见，或有足资考证之功，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如虞集《贺新郎》（丹荔明如火）词序中所云“词妙则声劣，律稳者语卑”二语既是对友人词作的批评，也正是表达了对声律与文辞关系的意见。又如王恽《黑漆弩》（苍波万顷孤岑矗）词序云：

昔汉儒家蓄声妓，唐人例有音学，而今之乐府，用力多而难为工，纵使有成，未免笔墨劝淫为侠^[4]耳。渠辈年少气锐，渊源正学，不致费日力于此可也。

本是对后生晚辈的告诫之语，却无形中流露出了对词体的基本看法。王恽《玉漏迟》二首后跋：“二篇自觉语硬音凡，固非乐府正体。”则其观念中所谓“乐府正体”应该是如何的，便可以想见了。又如白朴《满庭芳》（雅燕飞觞）词序云：

屡欲作茶词，未暇也。近选《宋名公乐府》，黄、贺、陈三集中，凡载《满庭芳》四首，大概相类，互有得失。复杂用元、寒、删、先韵，而语意若不伦。仆不揆，□斐合三家奇句，试为一首，必有能辨之者。

又邵亨贞《拟古十首》序云：

因悟古人作长短句，若慢，则音节气概，人各不类，往往自成一家。至于令，则律调步武句语，若无大相远者，间有奇语，不过命以新意，亦未见其各成一家也。所以令之拟为尤难，强欲逼真，不无蹈袭；稍涉己见，辄复违背……

这是对于令、慢体式从拟作角度的独特体验，不为无见。另外白朴《垂杨》（关山杜宇）一词小序既可考词调之渊源，又云：“中统建元，寿春榷场中，得南方词编。”可见出当时南北词集的交流情况；冯子振《鹦鹉曲》序中提出的“论唱法须讲四声”等观念。这些内容词学史上注意不多，但它们显然应该是金元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3．金元人所编词选

词史上的重要选本不只是有存人存词之功，一般还都有着词学史上的意义，操选政者的词学观念，往往就在去取存录之间反映了出来，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清代的几部词选，如张惠言《词选》等，不过其他朝代的词选也有着类似的特征。金元两代最重要的词选，主要包括元好问《中州乐府》、周密《绝妙好词》、《乐府补题》和《凤林书院草堂诗馀》等。前二者分别是金代与南宋两朝之词的总结性词选，《乐府补题》则是南宋遗民的专题性词集，《凤林书院草堂诗馀》则成分相对复杂一些，上卷北方词人稍多，中下卷则南方遗民较多，且有明显的江西词人专集的倾向。此外还有《天下同文》中的几卷词等。这些词选的选录标准中所反映的词学观念，都值得进一步加以深入研究，对它们在词学史上的地位也应该有一个恰当的评价。

4．金元人文集中的论词文章

金元人文集中有不少文章，阐述了非常精辟的论词意见，内容甚为丰富但却很少受到研究者的注意^[5]。其中大多数是词集的序文，也有少部分是词作题跋，还有一些是为诗集或曲集所作序言，另外文集无存而附于词集中单行的序言也有不少，这些文章多表达了作者的论词见解。这是金元词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某些方面，其价值并不在前述第一类中的数部词学专著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