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宋元之际杭越词人群

以庐陵为中心的江西词人群，主要活动于江右，而江南的南宋遗民则以杭州、会稽为中心，形成了杭越词人群体。与江西词人群东西相望，互通声息。

杭州作为南宋都城，经济繁荣，环境优美，文化发达，两浙亦向来是人文渊薮，文人结社之风本就盛行，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谓：“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缙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而会稽、山阴一带作为越文化发祥地，自东晋兰亭修禊以来，雅士酬唱之风更是历久而弥盛。宋末景定年间，杨缵、周密等词人就曾在西湖结吟社唱和，周密《采绿吟》词序云：

甲子夏，霞翁会吟社诸友，逃暑于西湖之环碧。琴尊笔妍，短葛练巾，放舟于荷深柳密间。舞景歌尘，远谢耳目，酒酣，采莲叶探题赋词。

按甲子为景定五年（1264），词中就完全是一派风雅情趣。然而南宋的覆亡彻底改变了这种社集的性质，这些文人们仿佛从酣梦中突然惊醒，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促使他们把社集转化成了抒亡国之痛与抑郁之怀的最佳场合。杭越一带所聚集的著名词人本就不少，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更是频繁往来，形成连接浙东浙西，并辐射至台州、浦江、严州等地的词人群体。

元初杭越词人的群体活动，自然以《乐府补题》唱和最为著名。至元十五年（1278），元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盗发位于会稽的南宋六帝陵寝，“欲利其金玉，以宋王气在是，矫诏发之”^[107]，又“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108]。在南宋覆灭不到三年之时，在元统治者纵容下的这种暴行，明显带有摧挫江南士气和民族意识的用心，但这反而更激起了江南节义之士的愤慨与痛恨。唐珏、王英孙、王易简、林景熙等人秘密收捡、安葬了宋帝骸骨，并植冬青树以为志。谢翱作《冬青引》以赠唐珏，王英孙、林景熙等相继唱和，结汐社于稽山。而至元十六年，张炎与王沂孙、周密、仇远、唐珏、王易简等十四位词人，便在越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唱和活动，他们以龙涎香、白莲、莼、蝉、蟹诸物为题，举行了五次唱和：

于宛委山房赋龙涎香，调寄《天香》，同赋者有王沂孙、周密，王易简、冯应瑞、唐艺孙、吕同老、李彭老、李居仁。

于浮翠山房赋白莲，调寄《水龙吟》，同赋者为周密、王易简、陈恕可、唐珏、吕同老、赵汝钠、王沂孙、李居仁、张炎。

于紫云山房赋莼，调寄《摸鱼儿》，同赋者王易简、无名氏^[109]、唐珏、王沂孙、李彭老。

于馀闲书院赋蝉，调寄《齐天乐》，同赋者吕同老、王易简、王沂孙、周密、陈恕可、唐珏、唐艺孙、仇远。

于天柱山房咏蟹，调寄《桂枝香》，同赋者有陈恕可、唐艺孙、唐珏、吕同老。

这五次唱和，共得词三十七阕，后结集为《乐府补题》。前人多认为有寄托之意，如厉鹗《樊榭山房集》卷七《论词绝句》之六即云：

头白遗民涕不禁，补题风物在山阴。残蝉身世香莼兴，一片冬青冢畔心。

夏承焘先生也认为：“大抵龙涎香、莼、蟹以指宋帝，蝉与白莲则托喻后妃。”并云：“王、唐诸子，丁桑海之会，国族沦胥之痛，为自来词家所未有。宋人咏物之词，至此编，乃别有其深衷新义。”^[110]尽管这几次咏物唱和，是否即是隐指去年杨琏真加发南宋诸帝后陵事，还不能很确定，但它作为南宋遗民心理的集中流露和遗民词人群体活动的表征，则是无疑的。

杭越词人群中一些最重要的作家，都参与了《乐府补题》唱和，如吴兴周密、会稽王沂孙、杭州张炎、仇远等。此外，杭州词人还有：

1．曹良史，字之才，号梅南，钱塘人。与周密、马臻等游。

2．赵与仁，字元父，号学舟。宋宗室，居临安。与张炎、仇远等皆有交往。

3．范晞文，字景文，号药庄，钱塘人。

4．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人。他从北方放归江南后，频繁往来于杭越之间，与遗民故老结社唱和，其词中有《金人捧露盘·越州越王台》、《传言玉女·钱塘元夕》等。又《暗香》、《疏影》等词序中皆提到“西湖社友”，可见当时这些遗民们，的确是以结社的形式来相互酬唱。

5．董嗣杲，字明德，号静传，临安人。与仇远交。

6．杨均，临安盐官人。

7．曾寅孙，山阴人。

同时，这一群体以杭越为中心，还辐射到周围的许多地区，如吴兴词人牟（字献之）、乌程人朱嗣发（字士荣，号雪崖）、江山的柴望、柴元彪兄弟等，此外还有许多流寓杭越的词人，如梁栋，字隆吉，其先世为湘州（今湖南长沙）人，后居镇江。梁氏于入元后长期寓于杭州，晚年方归金陵。像这一类词人也属于杭越词人群体的成员。

前人谓“元时豪杰不乐进取者，率托情于诗酒”^[111]，实则元初的南宋遗民并非是“不乐进取”，而是民族感情和故国之思，已成为他们创作的主要激发因素，他们不仅以词相唱和，也同样以诗相酬酢，如至元二十三年（1286），即宋亡十年之后，周密与寓杭的徐天祐、王沂孙、戴表元、仇远、白珽、屠约、张模、曹良史等十四人宴集杨氏池堂，“坐中之壮者茫然以思，长者愀然以悲”^[112]，析筹探韵，共抒遗黎之痛。此情此景，简直如同东晋过江诸人了，而不同的是东晋尚有半壁江山，此时已无赵家寸土。试观汪元量《暗香》词序所云：

西湖社友有千叶红梅，照水可爱。问之自来，乃旧内有此种。枝如柳梢，开花繁艳，兵后流落人间，对花泫然承脸而赋。

其实，令人伤感者何尝是红梅花，直是因其为“旧内”之物，睹物而思君，令人叹惋。这批“江南倦客”既无力回天，于是只好或“歌未了、琼壶敲缺”，或“孤山月夜”，“空想前约”^[113]。其中流露出来的深沉而强烈的情感，正是遗民词人作品最有魅力之处。

杭越与庐陵两个词人群之间，也是声气相通的，如汪元量即曾来往于两个词人群体之间，又如李珏，他既是庐陵词人群中的一员，亦是西湖吟社的成员，而且与汪元量交谊甚笃。

杭越词人群体的中心人物，应以张炎和仇远两人最为重要，他们年纪相若，经历也近似。入元之后，张炎虽曾有北上大都之举，但旋即返归；仇远虽勉仕为溧阳教授，但也是不久即返杭，归老西湖。他们的中心位置，不仅体现于其创作成就代表了这个群体的最高水平，更体现在他们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他们比周密都小十五六岁，在这个群体中算是晚辈，且又都得享高年。正因为如此，他们既能承续上一辈遗民的固有风范并有所发展，同时也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影响随后的元代中期词坛。

张炎通过词学理论的传授与总结，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其《词源》一书，对南宋姜夔以来的崇尚风雅一派的词学，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总结与发展。此外，吴江陆行直亦为张炎门下，张炎的《清平乐》（候虫凄断）一词即是赠给陆行直的^[114]，陆氏《词旨》前云：“予从乐笑翁游，深得奥旨制度之法。”说明陆行直的词学理论与张炎至少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另外据陆行直《词旨》载：“蕲王孙韩铸，字亦颜，雅有才思，尝学词于乐笑翁（张炎）。”夏承焘先生《周草窗年谱》定此事于至元十六年（1279）。又据钱良祐《词源跋》，延祐二年（1315）张炎至钱塘，曾与钱良祐、方子仁、张雨同游西湖，并作《台城路》词。袁易《八声甘州》词序云：“仆与汤师言、金桂轩、张叔夏、唐月心诸君为至交。”其《静春词》中有《木兰花慢·喜玉田至》、《风入松·和张玉田闰元夕》诸词。张雨、袁易诸人皆是年辈略晚于张炎的元代词人，张炎就以这种授词与交往的方式，影响着后辈词人。同样，仇远也是通过收授门生弟子，把其词风进一步延伸到了张翥、张雨等下一代词人身上。吴梅《词学通论》即谓：“远在宋末，与白珽齐名，号曰仇白。厥后张翥、张雨，以诗词鸣于元代者，皆出其门。……论元词者，当以远为巨擘焉。”^[115]至此，后人所谓姜、张词派才得以完成。这充分体现了这一群体的延续性，相比之下，庐陵词人群则似乎更倾向于深山野处、独自行吟，庐陵词人的遗民意识更强，而由遗民身份所带来的封闭性，也表现得比杭越词人更明显。因此，其延续性和对后来词坛的影响，便远不如杭越词人群了，这就是为何元中期词更近姜、张一脉，而刘辰翁等人所效法的苏、辛一脉甚少嗣响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