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宋元之际以庐陵为中心的江西词人群

公元1276年，元兵南下，临安陷落，南宋帝后出降北去，这标志着渡江一百五十馀年以来的南宋王朝基本结束，同时也揭开了大批文人之遗民生涯的序幕。虽然在随后的人生经历中，他们中的一部分或迫于生计，或迫于严征，不得不出任新朝的官职，但在心理上的遗民情结，始终伴随着他们的馀生。而这种心理在宋末元初之际体现得最为明显，所依之倚之的故国一旦崩颓，满目疮痍，皆是异族的铁骑，一方面深沉的故国之思萦绕而不能去，另一方面传统的夷夏之辨使他们本就对蒙元政权有着普遍性的敌意，而事实上，异族政权的所作所为更令他们失望和心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遗民们的聚集宴会与当年诗酒风雅之会相比，便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而成为头白故老共同抒发亡国之恨的主要方式，而往来唱和之作也不再是纯粹的应酬了，或寓遗黎之痛，或抒抑塞之气，成为他们相互砥砺、相濡以沫的精神慰藉。由此，在元灭南宋之初，江南分别出现了两个以宋遗民为主的词人群体：江西词人群和杭越词人群，他们的创作在整个元代都是最为耀眼的一个阶段。

江西一郡，历来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著称，而两宋一朝，更是人才辈出之渊薮，南宋罗大经谓：

江西自欧阳子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后来者莫能与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欧门，亦皆江西人……至于诗，则山谷倡之，自为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90]

实则并不止于诗文，王安石锐意革新之气魄、陆九渊六经注我之胆识、文天祥毁家抒难之忠节，无不从各个侧面体现出江西之士风。张孝祥谓临川“居民多业儒，碌碌者出于它州足以长雄，故能文者在其乡里不甚齿录，独素行可考而后贵也”^[91]，这正是在崇学尚道之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地域风气。朱熹曾评“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92]，但“耻于人同”毕竟强于“无奋发底意思”^[93]。

在这种士风的影响下，宋末元初的江西士人所体现出的特立独行之个性、激昂奋发之气度以及立身大节重于一切的果敢精神，每每令人感动。而其中最突出者无过于庐陵文天祥，他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起兵，卫都勤王，备历艰险，转战闽广，虽兵败而不屈，视荣利如草芥，一腔忠烈，殒身殉国，以其浩然正气而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象征。正是在这种伟大人格的感召和激励之下，入元之后，“庐陵诸公俱不仕”^[94]。而且不仅是庐陵，赣江两岸的吉水、南昌，抚河、信江流域的临川、南丰、崇仁等地，都成为大批遗民聚集之处。他们抗节隐居，以孤臣义士相勉，而诗词唱和则成为他们互通消息，共同抒发“忠爱之忱”^[95]、“千古之愤”^[96]以及亡国之痛的主要方式。由此，在元初的江西就形成了一个以庐陵为中心的词人群体。

清代沈雄引《松筠录》云：

宋季高节，盖推庐陵，吉水、涂川，亦同一派。如邓剡字光荐，刘会孟号须溪，蒋捷号竹山，俱以词鸣一时者。更如危复之于至元中，累征不仕，隐紫霞山，卒谥贞白。赵文自号青山，连辟不起，与刘将孙为友，结青山社；王学文号竹涧，与汪水云为友，不知所之。至若彭巽吾名元逊，罗壶秋名志仁，尹磵民名济翁，刘云闲名天迪，周晴川名玉晨，皆忠节自苦，没齿无怨者。^[97]

当然，实际上江西词人群的成员构成，远不止这数位。这个词人群以庐陵为中心，并不仅仅是因为庐陵籍的词人最多，而且也还是因为这个群体的中心人物刘辰翁，正是庐陵人。刘辰翁于文天祥起兵勤王时，曾参与幕府，宋亡，托迹方外以归。隐居庐陵，与同乡邓剡等人唱和，而其他的庐陵词人以至江西词人也与刘辰翁及其子刘将孙多有交往，刘辰翁本人的创作也代表了这个词人群体的最高水平，对整个群体的形成和面貌都有较大的影响。这个群体中除了刘辰翁、邓剡以外，以庐陵为中心，还聚集了一大批词人。

庐陵，即今江西吉安，位于江西中部，宋末元初的江西词人以此地最多，也最为集中。主要有如下诸人：

1．尹济翁，字磵民。有《风入松·癸巳寿须溪》词，为刘辰翁之友。

2．彭元逊，字巽吾，景定二年（1261）解试，与刘辰翁交。《须溪词》中多有与其唱和之作。又有《子夜歌·和尚友》，尚友为刘辰翁子刘将孙之字，则彭元逊与刘氏父子两代皆有交谊。

3．赵文，初名凤之，字惟恭，又字仪可，号青山。宋末太学生，与弟宗彊同出文天祥之门。从天祥入闽，与谢翱、王炎午同佐幕府。兵败被俘至燕，后释归。甚为刘辰翁所推重，与刘将孙为“忘年之交”^[98]。

4．赵功可，号晚山，赵文之弟。

5．刘将孙，字尚友，刘辰翁之子。

6．罗椅，字子远，号磵谷。曾倾家赀助文天祥军。

7．李珏，字元晖，号鹤田，又号庐陵民。与刘将孙交。

8．罗志仁，字寿可，一字伯寿，号壶秋，与刘将孙交谊甚笃。

9．王从叔，号山樵。

10．刘贵翁，号桂所。

11．李天骥，字仁飞。

12．曾任庐陵尉的王梦应，字圣与，一字静得，本攸县（今属湖南）人。但入元之后，主要在庐陵一带活动，也应是庐陵词人群的一员。

而以庐陵为中心辐射开去，江西各地，词人亦夥。庐陵西南为西昌（今江西泰和西），词人主要有如下四位：

1．刘应雄，号青原。

2．刘天迪，号云闲。

3．周孚先，号梅心。

4．曾允元，号鸥江。

庐陵以西为永新，词人亦有四位：

1．颜奎，字子俞。曾入文天祥幕府。入元后，与刘辰翁、邓剡游，自号云外山人。

2．胡幼黄，字成玉。

3．吴元可，号山庭。

4．段宏章。

庐陵西北的安福，四人：

1．王炎午，初名应梅，字鼎翁，别号梅边。宋末毁家产助文天祥勤王军饷，入文天祥幕。入元不仕，更名炎午，名所著曰《吾汶稿》，以示不仕异代之意。

2．刘景翔，号溪山。

3．刘应几，字定叟。

4．彭泰翁，字会心。

庐陵西北：袁州（今江西宜春）人黄水村。

庐陵以东：临川人危复之，字见心。宋末太学生。入元抗节不仕。

南丰人刘壎，字起潜，自号水云村人。与赵文交好。

庐陵以北：清江人姜个翁。

高安人姚云，初名云文，字圣瑞，一字若川，号江村。

修水人黄子行，号蓬瓮。寓籍分宜。

庐陵东北：丰城人彭履道，字适正，号正心。

涂川人杨樵云、宋远（号梅洞）、萧烈（号高峰）。

鄱阳人黎廷瑞，字祥仲，号芳洲；徐瑞，字山玉，号松巢。

玉山人王奕，字伯敏，号玉斗山人。与文天祥、谢枋得友善。

除了以上可知其地域的词人，还有如刘鉴，字清叟，号立雪，仅知为江西人。而《凤林书院草堂诗馀》中所收的一些作家虽生平名贯不详，但也很有可能都是江西人，如曾隶、彭芳远、戴山隐、李裕翁、龙端是、萧东父、龙紫蓬、萧允之、黄霁宇、张半湖、周伯阳、尹公远、李太古等。

由此可见，以庐陵为中心的江西词人群，是一个阵容非常庞大的群体，而把他们联系到一起的不仅是地域上的接近，更主要的是由于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遗民心理。他们中的不少人于文天祥起兵时，都毅然投笔从戎、参与军幕，如刘辰翁、王炎午、赵文等皆是如此。当南宋覆亡之后，则坚守气节，以遗民自命。如王炎午于文天祥被执后，作生祭之文以速其死，天祥就义之后，则痛哭流涕复为文以祭之，“其忠烈之气，真可与天地间风霆日星相永伟”^[99]。邓剡则更是文天祥的战友和知音，他与文天祥唱和的几首词，真切地传达出了一个孤臣义士的心声。故文天祥以墓铭属之^[100]。入元之后，这些遗民故老们又多隐居不仕，他们声气相通，往来频繁，或“相对荒寂之滨，每凭高望远，同吟共语，意未尝不在钜鹿下”^[101]，或“眷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102]。以诗、以词、以文，唱和不辍，悲吟行歌，甚于痛哭，分别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着他们的故国之思与“黍离之感”^[103]，借以抒泄心中的亡国之悲。因此酬酢唱和则成为他们互相联系、互相勉励的主要方式，这些作品往往“抚事感怆，时有千古之愤，故其意绪潜藏，旨趣沉郁”^[104]，如刘辰翁在入元之后所作的送春词诸作，便得到了广泛的唱和响应，试举一首《减字木兰花·庚辰送春》为例：

送春待晓。春是五更先去了。我醉方知。春正怜伊怕别伊。　　留君不可。归到海边方忆我。做尽花归。欲赠君时少一枝。

庚辰为至元十七年（1280），即是南宋最后一点残馀势力在厓山彻底覆亡后的第二年，此词中以春天之逝拟南宋之亡的含义，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归到海边方忆我”一句，显指厓山之事。这类作品，在潇洒之中隐寓着凄苦之情以及天涯沦落之感，因此当时得到了大批遗民的响应，群起而和之。而赵文的《八声甘州·和孔瞻怀信国公韵因念亦周弟》，更是直接表达了对于文天祥的怀念和故国之思：

是去年春草又萋萋，尘生缕金衣。怅朱颜为土，白杨堪柱，燕子谁依。谩说漫漫六合，无地着相思，辽鹤归来后，城亦全非。　　更有延平一剑，向风雷、半夜何处寻伊。怪天天何物，堪作玉弹棋。到年年、无肠堪断，向清明独自掩荆扉。何况又、琴声杜宇，花事酴醿。

“信国公”，指的就是文天祥。此词于幽咽之中独饶劲节，是典型的遗民作品。如果把这些词与北方金遗民的同类之作相比，便可明显感觉到，在情绪的深沉和感情的力度上，南宋遗民们的词更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尽管他们也免不了东西驱驰，但聚散离合之际往往成为他们抛洒头白遗民之涕的触媒，如宋远《意难忘》词序云：

同滕玉霄、周秋阳、刘尚友、萧高风邂逅古洪，流连数月，北鸿南燕，感意气之相期；转羽移宫，写情词以为别。托光华之日月，纵挥洒之云烟，岂无知言，为我回首。以“重与细论文”为韵，题樟镇华光阁志别。^[105]

刘尚友即刘将孙，滕玉霄即滕宾^[106]，萧高风（当作峰），即萧烈。其词中“料当君思我，我亦思君。人生自非麋鹿，无计久同群”之语，可谓是遗民们相濡以沫之情的真实写照。

宋元之际的这个江西词人群中，除一部分词人以外，其馀很多都是史书上所谓潜德不耀、名姓不彰者，他们之能为后世所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凤林书院草堂诗馀》的收辑。所谓凤林书院，今人一般认为是元书坊名，其中仅上卷收录了刘秉忠、许衡、杨果、杜仁杰、薛昂夫（题司马昂夫）等几位北方词人，其他近六十家皆为南方词人，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江西词人，此凤林书院可能即为江西之书坊。如果没有此书的存留，恐怕现在根本不知道当时江西词人之多和词风之盛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凤林书院草堂诗馀》这部集子，基本就可以看做是一部江西词人群的结集，它展现了江西词人群的主要面貌，在词史上应有其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