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金元之际东平词人群

金末元初之际，蒙古铁骑以席卷之势南下而牧马，在金国与蒙古国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中，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郭丘墟”^[31]，战争的酷烈及其破坏性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文人自身的命运常有朝不保夕之虞，所谓“衣冠世族，强者戮，弱者俘”^[32]，“汴梁破，前进士不殁于兵、不莩于野、不殒于沟壑者固少”^[33]。当时文人的出路略有三类：

一则为蒙元所用，如耶律楚材本为金朝故相之子，但燕京城破之后，却受到成吉思汗的重用，此后更成为元初举足轻重的元老重臣；又如刘秉忠本为金邢台节度使府令史，后出家为僧，得到忽必烈的召用后，遂成为奠定有元一代立国规模的开国勋臣。

二是避乱隐居，不问世事。如李俊民于“金源南迁，隐于嵩山，后徙怀州，俄复隐于西山”^[34]；杜仁杰在金末天下纷乱之时，与麻革、张澄等隐于内乡（今属河南）山中，以诗文自遣；段克己、成己兄弟则避居龙门山（今山西河津黄河边）筑庐读书。尽管他们避世的直接原因各不相同，但时代之纷乱是最根本的因素。

第三类文人则是依附于各种地方势力，以求自存。正如李庭所云：“自经丧乱，衣冠之士逃难解散，糊其口于四方者多矣。”^[35]这类文人的数量是最多的。当然，后两种文人中也有不少在元代灭金以后逐步为元廷所收用者。

时代大环境促使文人的命运发生了极其明显的变化，传统的科举出仕之路已被堵塞，人生轨迹或主动或被迫地产生了扭曲，这是元初在北方形成了几个相对集中的文人包括词人群体的原因之一。

其次，金末元初北方的地方汉人势力之吸引是当时词人群体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因素。金宣宗于贞祐二年（1214）五月，因受到蒙古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遂决意将都城由中都南迁至汴，这预示着金朝的气数已尽，另一方面由于在随后长达二十馀年的战争中，金国始终处于劣势，无力北攻，因而在仍为金国统治中心的河南与漠北的蒙古势力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的权力真空地带，其范围西至河东北路，东至山东东路，包括其间的河北西路、河北东路至山东西路一带。这里成为蒙元与金国之间的拉锯地带，充当了数十年的战场，破坏程度是最为严重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势力以保境安民为号召，趁机崛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所谓四大汉人世侯，包括东平严实、真定史天泽、顺天张柔、济南张荣，此外西京刘黑马、益都李璮、大名行省王珍、中山万户邸顺、河东万户李守贤、太原万户郝和尚拔都、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地方武装。这些地方势力周旋于蒙古、金和南宋三者之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袭相传，专制一方，俨若藩镇诸侯，在当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后蒙古木华黎受成吉思汗之命，专力经营中原，采取招降政策，利用他们去争城略地并巩固所辖地区。这些势力看到蒙古势大，而金、“宋不足恃”^[36]，遂纷纷归降蒙古，并在随后的灭金平宋战争中为蒙元负弩前驱，功劳不小^[37]。不过在客观上，这些世侯在当时战争极其残酷和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情况下，起到了保护地方稳定、不受太多战乱侵扰的作用。而且，他们本身皆为汉人，对待汉族文人都还能较为重视和礼遇，这对文人来说也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因此，从金末一直到金亡之后，大批无所依归的文人们都往而依附这些地方势力，从而形成了一些文人群体。就词坛而言，主要有东平与真定两个词人群体。

东平府本为北宋之郓州，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升为府，属京东西路，治须城县（今山东东平）。金朝时属山东西路，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升为东平路，后在明代又降为州。金元时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东平、东阿、平阴、阳谷、汶上、梁山等县地。金末于此设东平行台，后成为严实的势力中心。

严实，字武叔，泰安长清人。本为金东平行台部将，因东平行台怀疑他暗通南宋，遂于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叛金归宋，宋授以济南治中，分兵四出，“太行之东，皆受实节制”^[38]。后又以所统诸州三十万户献于蒙古木华黎，得授山东西路行尚书省事，攻东平而居之，以为治所，故称东平行省、东平行台。其间还曾投降宋将彭义斌，不久又杀彭再次叛宋。所统凡五十馀城，“据上流之便，握劲锋之选，威望之重，隐若敌国。人心之所以为楚为汉者，皆倚之以为重”^[39]。严实死后，其子严忠济、严忠范相继袭职，一直到至元中期，山东西部悉为严氏的势力范围。

严实在盘踞山东的过程中，注意招徕流亡、恢复生产，如元好问在《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中云：

始于披荆棘，扞豺虎，敝衣粝食，暴露风日，挈沟壑转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勤耕稼，以丰委积。公帑所积，尽于交聘、燕飨、祭祀、宾客之奉，而未尝私贮之。辟置俊良，汰逐贪墨，颐指所及，竭蹷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于野，则知其为乐岁，出于途，则知其为善俗，观于政，则知其为太平官府。^[40]

这使得东平成为当时北方战火波及最少的地区。同时严实也非常注意网罗文士，为其所用，在当时“天下贱士久矣”^[41]的情况下，东平可谓是人材最盛之所，这其中宋子贞起了很大的作用，宋子贞本为大名宋将彭义斌幕官，“义斌殁，子贞率众归东平行台严实，实素闻其名，招置幕府，用为详议官，兼提举学校”^[42]，他向严实建议收容文士，《元史·宋子贞传》谓：

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见周给，且荐用之。拔名儒张特立、刘肃、李昶辈于羁旅，与之同列。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材多于他镇。^[43]

在宋子贞的引荐和提拔下，严实和严忠济父子幕下聚集了金末元初的许多名士，如刘肃、李昶、张特立、商挺、徐世隆、张昉、耶律有尚、王磐、康晔、陈膺、贾起、宋和之、杨鹏等，皆极天下之选。他们帮助严氏父子整顿吏治，恢复生产，使东平成为蒙古统治区内比较安定富庶之所。而且这些人材后来大多被输送到中央朝廷中，以至于元代中期的袁桷颇为感慨地说：

朝廷清望之官曰翰林院，曰国子监。职诰令，授经籍，必遴选焉。始命，独东平之士什居六七……桷向为翰林，属所与交，多东平，他郡者仅二三。士乐得所依连汇以进，各以其所向，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然也。^[44]

可见东平得人之盛。在这种背景下，东平成为北方文化的重镇。东平本身就地处齐鲁魏文化的结合点上，有着丰厚的文化传统。如严忠济有两首散曲流传，其【越调】［天净沙］中以孟尝君养士三千自况，多少流露出其收养士人的心态。宋子贞等人兴办学校，并每季程试，使齐鲁儒风为之一变。还收留了许多亡金之乐工，使东平成为元曲早期的一个重要创作据点。东平文化圈内元好问、杜仁杰、商挺、徐琰诸人，都是元初散曲作家，他们有不少作品就作于侨寓东平之时。东平同时也是元代杂剧繁衍的重要地区，据锺嗣成《录鬼簿》记载，东平籍杂剧作家有高文秀、张时起^[45]、李好古、张寿卿等人。

就元代词坛而言，在东平也聚集了一批词人，形成东平词人群。作为一个群体，必须有一个标志物，或为重要的作家，或是重要的文学活动，或是作品的结集。而东平词人群中最重要的词人无疑即是元好问，他处于中心和领导性的地位。

元好问于金天兴二年（1233）汴京城破之后，便北渡，被羁管于聊城，聊城当时为东平路博州治所。两年后，他曾出游济南，随即居于冠氏（今山东冠县），依严实部将、冠氏令赵天锡。按赵天锡字受之，冠氏人，从严实攻上党有功，授冠氏令。赵虽为武职，然“在军校中，日以文史自随，延至名儒，考论今古，穷日夕不少厌……其所与游皆天下名士”^[46]，直至九十高龄，犹且“以经学义理，涵养德性”^[47]，殆亦贤而好士者，故元氏能与之交。元太宗八年（1236）三月，元好问偕赵天锡往泰安会严实，因游泰山，后又返冠氏^[48]。太宗十年元好问曾留居东平，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谓：“先生居冠氏时，盖亦时往东平，惟本年行迹见诸文集，馀则不可考耳。”此年返故乡太原秀容，在山东前后共居五年。此后，元太宗十二年（1240）严实卒后，十月，元好问应严忠济之聘又回东平，为严实作神道碑。此后于乃马真后称制四年（1245）元氏还再次来到东平。元好问殁后，其文集亦是由严忠济之弟严忠杰于中统三年（1262）刊行的。可见元好问与东平严氏父子的关系颇为密切。

元好问是金元之际领袖一代的文人，在诗、文、词等不同领域都造诣极深。其词现存三百七十八阕，据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所考，可编年者共四十一首，其中二十九首作于金亡之前，十二首作于入元之后，从比例上来说并不低，而且实际所作当远不止于此。按《遗山自题乐府引》云：“岁甲午，予所录《遗山新乐府》成。”甲午为金亡之年（1234），很明显，元氏此举与其编选《中州乐府》的动机是一样的，一则为金源一朝词的总汇，一则为其个人入元之前所作词的总结。但元好问所编原本已佚，目前的几种遗山词版本皆经后人重编，其中较为接近原貌的可能即是明弘治五年（1492）高丽晋州刊《遗山乐府》三卷本^[49]，此本唯卷中有《鹊桥仙》（槐根梦觉）一词题序标明“乙未”即金亡后一年（1235），此外便未见有明确标明入元以后干支者。

从其创作情况来看，元好问前后两期词风并未发生很明显的变化，皆以“纵横超逸”^[50]、浑雅博大见长，遗山论词，推宗苏、辛，尝谓“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51]，其所自作亦约略似之。不过他的词中也有着“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52]的一面。观其入元以后所作诸词，比较突出的是词中所感慨的内涵更为具体和深沉。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谓：

元遗山以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崔立采望，勒授要职，非其意指。卒以抗节不仕，憔悴南冠，二十馀稔。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鹧鸪天》三十七阕，泰半晚年手笔。其赋隆德故宫及宫体八首、薄命妾辞诸作，蕃艳其外，醇至其内，极往复低徊掩抑零乱之致。而其苦衷之万不得已，大都流露于不自知。此等词，宋名家如辛稼轩固尝有之，而犹不能若是其多也。

况氏谓《鹧鸪天》诸词皆“晚年手笔”，并无实据，恐未必然，也只是从词意猜测而已。不过他指出元好问后期词中的“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却大旨不差。元氏前期所作尽管也有感慨万端之作，如著名的《摸鱼儿》赋雁丘词云：

恨人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情辞绵至，的确是“一往而深，读之令人低徊欲绝”^[53]，不愧为《遗山乐府》中名作。然而尽管才气横溢，但毕竟只是“无端”之感慨，而后期所作便要具体得多，最主要的一是感慨于故国之沦亡，一是感慨个人之身世飘零。如其《摸鱼儿·楼桑汉昭烈庙》词云：

问楼桑、故居何处。青林留在祠宇。荒坛社散乌声喧，寂寞汉家箫鼓。春已暮。君不见、锦城花重惊风雨。刘郎良苦，尽玉垒青云，锦江秀色，办作一丘土。　　西山好，满意龙盘虎踞。登临感怆千古。当时诸葛成何事，伯仲果谁伊吕。还自语，缘底事、十年来往燕南路。征鞍且驻。就老瓦盆边，田翁共饮，携手醉乡去。

此词《缪谱》系为蒙古乃马真后称制二年（1243）所作。可谓是两类感慨兼而有之，借古喻今，感怀故国，复又自伤无托，一于词中寓之。与其本年所作之两首《出都诗》中“汉宫曾动伯鸾歌，事去英雄可奈何”以及“历历兴亡败局棋，登临疑梦复疑非”等句颇为相近，未尝不可等而视之。正是着眼于此，况周颐谓“坡公不过逐臣，遗山则遗臣、孤臣也”^[54]。又如《婆罗门引·过孟津河山亭故基》云：

短衣匹马，白头重过雒阳城。百年一梦初惊。寂寞高秋云物，残照半林明。澹横舟古渡，落雁寒汀。　　河山故亭，人与镜、两峥嵘。争信黄垆此日，深谷高陵。一时朋辈，谩留在、穷途阮步兵。尊俎地，谁慰飘零。

此词《缪谱》定为前词之次年（1244）所作，其年冬，元好问过洛阳，词中流露出的陆沉桑田之感，黍离麦秀之慨，深沉而苍茫。与其《满江红》（问柳寻花）诸词一样都是所谓“辄多故国之思”^[55]的作品。

以元好问为中心并在其影响下，或为元氏之友，或为其徒，或为其再传弟子，在东平一地聚集了不少词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如下数人。

杜仁杰（约1201—约1284），字仲梁，号止轩，原名之元，字善夫（亦作善甫），济南长清（今属山东）。金末隐居，后居益都（今济南），入东平幕府。元至元中，屡征不起，返归故里，留连山水。其子杜元素后仕为福建闽海道廉访使，杜杰以子贵，赠翰林承旨、资善大夫，谥文穆。所著有《逃空丝竹集》、《河洛遗稿》等，均佚。自壬辰（1232）北渡后，三十年间，凡九至东平境内，并曾与严忠范等共登徂徕山揽胜^[56]。而杜仁杰与元好问为数十年旧交，《遗山集》卷三七《张仲经诗集序》云：“及余官西南，仲经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宁挈家就余内乡。”按：元好问于金正大四年（1227）为内乡令。《遗山集》卷三有《半山亭招仲梁饮》、卷五有《去岁君远游送仲梁出山》等诗皆作于此时。今四部丛刊景元中统本《遗山集》四十卷，前有李治、徐世隆二序，后有杜仁杰、王鹗二引。杜氏词今仅存二首，见《凤林书院草堂诗馀》卷上。其《太常引》云：

碧橱冰簟午风凉。都是好风光。独自守空床。泪滴了、千行万行。　　别时情意，去时言约，刚道不思量。不是不思量。说着后、教人语长。

全是一派婉转情致，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有浓厚的散曲意味。盖杜氏本是当时散曲名家，他的散曲作品今存小令一首，套数三套，另有残曲套数小令各一。其中【般涉调】［耍孩子］《庄家不识勾栏》套，生动描述了当时城市勾栏演出院本、杂剧的情况，是研究金院本、元杂剧史的重要资料。

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属河南）人。入朝后为翰林修撰，兼中书省左右司都事。至元五年（1268），建御史台，首拜监察御史。十四年（1277），除翰林待制，历河南北道、燕南河北道、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二十八年（1291），召至京师。成宗朝，加通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大德五年（1301）致仕，八年卒，年七十八，谥文定。《元史》卷一六七有传。有《秋涧大全集》一百卷。王恽是元初北方词人中影响较大者。他是元好问的高弟，“文章源出元好问……诗篇笔力坚浑，亦能嗣响其师”^[57]。王恽曾于东平府学受业。直至中统元年（1260）左丞姚枢宣抚东平时，辟为详议官，以选至京，才离开东平。他既是东平词人群中的中坚词人，同时后来又成为大都词人群中的重要人物。词存集中，《彊村丛书》辑为《秋涧乐府》四卷。中有曲调数十首，《全金元词》已将其删去。

王恽生于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金亡时不过九岁，从时间上来说，王恽一生基本上都在元朝度过，已经与金朝没什么瓜葛了。但是元初北方的金遗民人数众多，他们对于王恽这一辈文人仍影响深远，因此，王恽作为元好问门人，其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从他们那里承袭下来的印记。故王恽前期作品中沧桑之感特别浓厚，甚至显得与其身份有些不符了。这不仅体现在其为数不少的怀古之作中，如《水龙吟·登邯郸丛台》、《木兰花慢·居庸怀古》等词，而且还体现在他对前朝的感慨之意中，如其最著名的《春从天上来》一词题序云：“承御韩氏者，祖母之侄也，姿淑婉，善书。年十一选入宫，既笄，为承御。事金宣宗、天兴二帝，历十有九年，正大末以放出宫。明年壬辰，銮辂东巡，又明年，国亡于蔡。韩遂适石抹子昭，相与流寓许昌者馀十年。大元至元三年，弟澍为汲令，自许迎致淇上者累月。一日酒闲，谈及宫掖故事，感念畴昔，如隔一世而梦钧天也，不觉泣下，予亦为之欷歔也。今将南归，赘儿子丑于许，既老且贫，靡所休息，而抱秋娘长归金陵之感。乃为赋此，庶几摅写哀怨，洗亡国之愁颜也。且使好事者倚其声而歌之，不必睹遗台而兴嗟，遇故都而动黍离之叹也。”词云：

罗绮深宫。记紫袖双垂，当日昭容。锦封香重，彤管春融。帝座一点云红。正台门事简，更捷奏、清昼相同。听钧天，侍瀛池内宴，长乐歌钟。　　回头五云双阙，恍天上繁华，玉殿珠栊。白发归来，昆明灰冷，十年一梦无踪。写杜娘哀怨，和泪把、弹与孤鸿。澹长空。看五陵何似，无树秋风。

词中上片写韩氏当年“侍瀛池内宴，长乐歌钟”之蒙恩宠，下片则写其金亡后“白发归来，昆明灰冷”，旧梦无踪之感叹。句虽“澹宕可喜”^[58]，意则“尤多故国之感”^[59]。此外其《凤凰台上忆吹箫》（宫树春空）一词亦是咏亡金宫中紫箫，有“御屏香冷，谁遗金碗人间”之句。《江神子》就金朝旧风俗生发，记载了一段“金源雅故”^[60]，其词序云：“金朝遗风，冬月斗雪，令僮辈团取，比明抛亲好家，主人见之，即开宴娱宾，谓之撇雪会。”应该说这种心态就是从金遗民那里延伸而来的。不过作为元朝自身的新一代词人，王恽词中也有不少与新时代相应的新气象之作，如其《点绛唇·送董彦才西上》一词云：

杨柳青青，玉门关外三千里。秦山渭水。未是消魂地。坦卧东床，恐减风云气。功名际。愿君著意。莫揾春闺泪。

劝勉对方勿沉浸于儿女私情，而须培养“风云气”，仗策远游，博取功名。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念和元代开国之初的宏伟气魄是相应的。

另外，王恽词中还有几首描写当时流行的娱乐形式之作，如《鹧鸪天·赠驭说高秀英》云：

短短罗袿澹澹妆。拂开红袖便当场。掩翻歌扇珠成串，吹落谈霏玉有香。　　由汉魏，到隋唐。谁教若辈管兴亡。百年总是逢场戏，拍板门锤未易当。

另外还有《浣溪沙·付高彦卿》四首，皆写评话说书技艺，借题发挥，感慨良多。不仅从文学史料的角度来看，弥足珍贵，就词本身而言，也是“清浑超逸，近两宋风格”^[61]。王恽后期入都为宦，多应酬之作，寿词连篇累牍，尽管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如《浣溪沙·寿周幹臣》，虽为寿词，格调却不低。但总体成就便不如前期那么突出了。

曹伯启（1255—1333），字士开，砀山（今属安徽）人。至元中，历仕兰溪主簿，常州路推官，台州路侍中御史。延祐中，擢刑部侍郎，出为真定路总管。英宗立，召为集贤学士，御史台侍御史。泰定初，致仕。文宗天历初，起为淮东廉访使，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中丞。元统元年卒，年七十九，谥文贞。《元史》卷一七六有传。有《曹文贞公诗集》十卷（一名《汉泉漫稿》），其诗“直抒胸臆，自谐宫徵，要亦不失为中原雅调”^[62]，在元代诗坛中有其一席之地。

曹伯启是东平词人群中年辈较晚的一位。但仍与元好问有渊源关系。曹伯启虽为砀山人，但砀山元时属济宁府，仍在山东境内。同时据《元史》卷一七六《曹伯启传》云：“弱冠，从东平李谦游，笃于问学。”李谦时为东平府学教授，则曹氏为李谦弟子。而据《元史》卷一六〇《阎复传》云：“（阎复）弱冠入东平学，师事名儒康晔。时严实领东平行台，招诸生肄进士业，迎元好问校试其文。预选者四人，复为首，徐琰、李谦、孟祺次之。”由元好问评选出来的阎、徐、李、孟这四人，世称“东平四杰”^[63]，为一时翘楚。则李谦又是以元氏为座师，因此曹伯启便是元好问的再传弟子，是东平词人中的后劲。其词有《彊村丛书》本《汉泉乐府》一卷，凡三十五首。曹伯启词中有不少以怀古感慨为主，但都归结于虚无飘渺，如“国亡家破，当时豪俊，鱼沈雁渺。王霸纷更，乾坤摇荡，废兴难晓”（《水龙吟》），但更多的是尘世流转之叹，如：

世事从来如意少，宦情已比当年薄。更不须、勋业镜中看，今非昨。——《满江红·次元复初韵》

嗟我辈，江南江北，为谁行役。——《满江红》（壮岁分携）

人生沧海一粟，何在两飞梭。——《水调歌头·用崔子由韵》

世事纷纷几变更。天南天北只虚名。一簪华发可怜生。——《浣溪沙》

使功名都了，转首是非尘。——《八声甘州·和郑泽民》

牛毛胥役，蝇头文字。终日疲神役志。——《鹊桥仙》

感叹万千，直令读者亦为之怅然气短，也正因为此，他的词在偶作愤激之语后，往往便是彷徨和苦闷，如《摸鱼子》云：“尘事里。耻婢膝奴颜，不觉长欷矣。”下面却接着说：“凭谁荐起，望几处侯门，要开怀抱，将进还止。”这些情绪的流露，就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普遍处境和心理。曹词中还不乏清丽之句，如《西江月》中的“归兴浓如山色，宦情薄似秋光”，虽全首不称，但这两句却极堪讽咏。

王旭（生卒年不详），字景初，号兰轩，东平人。与同郡王构、永年王磐俱以文章名世，并称“三王”。家贫力学，教授四方，后曾至扬州、杭州、豫章、长沙等地，游迹甚广。王旭有《兰轩集》十六卷，他的诗写得不坏，四库馆臣评价说：“其诗随意抒写，不屑屑于雕章琢句，而气体超迈，亦复时见性灵。古文多讲学家言。”^[64]王旭是东平词人群的馀波，其词有《彊村丛书》本《兰轩词》一卷，凡二十九首。其《上许鲁斋书》云：“旭布衣穷居，于时事无所好，独尝有志于古，披尘编，扣断简，盖十年于此。”这可能还只是年轻时的志向展现，中年以后就便只剩下感叹了。如《水调歌头》云：“诗书万卷何事，白首课儿童。”又《水龙吟》云：“水调歌残，壮心都付，一声长叹。”皆可想见其命运与心事。《兰轩词》中寿词极多，连篇累牍，多为应酬之作，如《临江仙·为宋太守寿》首句云：“莫怪今年秋事晚，黄花不在重阳。天公留泛九霞觞。……”而《临江仙·寿黄镇抚》首句亦云：“莫怪今年秋色晚，黄花留过重阳。要随仙客九霞觞。……”才思窘促可见。不过他也有几篇还不错的作品，如这首《大江东去·离豫章舟泊吴城山下作》：

南游三载，只江山、不负中原诗客。万里行装无别物，满意风云泉石。牛斗星边，灵槎缥缈，鬓影银河湿。哀歌谁和，剑光摇动空碧。　　回首帝子长洲，洪崖仙去，风雨鱼龙泣。海外三山何处是。黄鹤归飞无力。天下佳人，袖中瑶草，日暮空相忆。乾坤遗恨，月明吹入长笛。

语意高迈，气度不凡，结句尤有味。

此外，元代以东平为中心，在山东地区还有不少词人，如莱阳的姜彧、章丘的刘敏中、历城的张养浩等。他们虽然未必在东平长期居留，但也不同程度地与东平词人群存在各种联系，如姜彧即曾“从元裕之、杜仲梁诸老游”^[65]。而郝经虽不属山东词人，但也曾于蒙哥汗五年（1255）秋，入东平，留连于汶泗、曲阜间，不忍遽去^[66]。郝经与元好问更可谓关系密切，其祖郝天挺为元好问之师，郝经又以元氏为师，数代交谊。从这里也可见出以元好问为中心之东平词人群的辐射影响。

正因为这个词人群体中元好问的核心作用，在创作上东平词人亦受元氏影响为多。王恽前期词中沧桑之感的流露即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不过随着元好问的离去，这个群体的凝聚力已有所减弱。更重要的是元世祖中统末年，元廷有惩于山东李璮之乱，加深了对汉人的疑忌，一方面将权力中枢内的汉人逐渐清除，一方面收缴了地方汉人世侯的实权，规定“居大藩者，子弟不得亲政”^[67]，随后又将其辖境内的财政权、官员任免权收归中央，并且不再世袭其职。原来聚集于这些地方势力周围的大量文人，本已逐步为中央朝廷所收用，至此更是风流云散。因此其后的东平便再也没有元初那种人才济济的局面了，东平词人群体也随之基本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