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元词通论
1.10.1.2 二、开一代风气的蔡松年词

二、开一代风气的蔡松年词

金初“宋儒”词人中,除吴激之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蔡松年。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号萧闲老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宣和末,从父蔡靖守燕山府,随父降金,辟为令史。天会年间,为太子中允,除真定府判官。刘豫被废,金置行台尚书省于汴,蔡松年为行台刑部郎中。尝两随都元帅、领行台事完颜宗弼攻宋。回师后,为刑部员外郎。皇统七年(1147),迁左司员外郎。海陵王时,擢吏部侍郎、户部尚书。受命以贺宋正旦使出使南宋,使还,改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迁尚书右丞,未几,为左丞。进拜右丞相,封卫国公。正隆四年卒,年五十三,谥文简。《金史》卷一二五有传,今人毛汶有《补金史蔡松年传》[17]

据《金史》本传,蔡松年有集行于世,然久佚。今其诗赖《中州集》以传,共存五十九首。其词集名《萧闲老人明秀集》,六卷,有魏道明注本,今仅存目录及前三卷。有道光间张蓉镜小嫏嬛阁影钞金源旧椠本,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吴重熹《吴氏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本。《全金元词》又据《中州乐府》诸书辑补,共得八十四首。按魏道明,字元道,号雷溪子,易县人。曾登进士第,仕至安国军节度使。晚居雷溪,故以自号。有《鼎新诗话》,已佚。《中州集》卷八存其诗二首,断句三则。

与吴激类似,蔡松年降金亦属不得已之举。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燕山府危殆之时,吕颐浩诸人皆欲宵遁,蔡靖问计于妻兄许采和蔡松年,二人俱以为不可,谓当坚守,以死报国。后为燕山军帅郭药师所胁被拘执,此时蔡靖仍不肯降金,并谓郭药师曰:“靖若死,举家骨肉告相公缢死,一坑埋之。”并戒子松年以不屈[18]。后金人多方笼络,并授蔡松年为元帅府令史。但似乎蔡松年并未赴任,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引赵子砥《燕云录》载,天会六年(1128),“知燕山蔡靖,其子松年,与眷属同处,金人养济甚厚。松年与一渤海道奴通事,燕市中合开酒肆”[19]。但在金人的礼遇之下,最终蔡松年还是出任于金了。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参与朝廷政事,其中最重要的即是皇统七年(1147)的田瑴党案,《金史》蔡松年本传载此事云:

皇统七年,尚书省令史许霖告田瑴党事,松年素与瑴不相能。是时宗弼当国,瑴性刚正,好评论人物,其党皆君子。韩企先为相,爱重之。而松年、许霖、曹望之欲与瑴相结,瑴拒之,由是构怨。故松年、许霖构成瑴等罪状,劝宗弼诛之,君子之党熄焉。是岁,松年迁左司员外郎。[20]

刘祁《归潜志》卷十对此事的记载则更加详细。这实际上是金国历史上的一次党争,一方是原属完颜宗翰势力的辽旧官僚集团,在文臣中以前辽名士韩企先为代表,另一方则是由完颜宗弼支持的汉人官僚集团,蔡松年本为宗弼帅府中的幕僚,正是这一集团的中坚人物。党争的结果是后者取得全面胜利,对蔡松年个人来说,也就开始了他的飞黄腾达之路。此后,由于更得到汉化程度极深的海陵王完颜亮的赏识,蔡松年的仕途十分顺利,屡屡升迁,最终进入朝廷中枢。但是蔡松年在仕途上的辉煌与他在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情绪,却显得有些矛盾。在其诗词中,他不是一个充满自信的朝廷重臣,而似乎只是一位时时向往着隐逸之趣、充满归思的老人。此种心态之形成原因,在他的一首《雨中花》(嗜酒偏怜风竹)词序中说得十分明白:

仆自幼刻意林壑,不耐俗事,懒慢之僻,殆与性成,每加责励,而不能自克。志复疏怯,嗜酒好睡。遇乘高履危,动辄有畏。道逢达官稠人,则便欲退缩。其与人交,无贤不肖,往往率情任实,不留机心。自惟至熟,使之久与世接,所谓不有外难,当有内病,故谋为早退闲居之乐。长大以来,遭时多故,一行作吏,从事于簿书鞍马间,违己交病,不堪其忧……事与愿违,俯仰一纪,劳生愈甚,吊影自怜……

可见一方面是因为其自幼以来的个性使然,所以他才会在二十馀岁时,就与吴激讨论求田问舍之事,其《水龙吟》(太行之麓清辉)词序谓:“余始年二十馀,岁在丁未(1127),与故人东山吴季高父论求田问舍事。”[21]而另一方面,也与蔡松年的政治经历有关。尽管他降金时年仅弱冠,但宋朝世家之子的身份,决定了他的教育背景,也决定了他仕金之后必然摆脱不了的矛盾心情,这种心理压力不仅来自他的内心隐隐然的自责和自悔,也来自于时人的眼光,刘祁《归潜志》卷十载:“田瑴辈风采,诚一时人士魁,名士皆显达焉。凡宴谈会集间,诸公皆以分别流品、升沈人物为事。时蔡丞相松年、曹尚书望之、许宣徽霖居下位,欲附其中,而瑴辈不许,曰:‘松年失节,望之俗吏,霖小人。’皆屏而不用。三人者大恨之。”[22]这说明在金朝内部,对于蔡松年的“失节”行为不是没有非议。在这种情况下,蔡松年一方面不得不努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否则,他的人生价值无由实现,而且他的“失节”也就全然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以对隐逸乐趣的向往来获取心理的平衡,以自拔于流俗。这构成了蔡松年仕金之后的复杂心态,也构成了其作品中的基本内涵。

因此,在蔡松年的诗中,就可以看到大量的倦宦倦游、渴望归田的意绪:

山英知我宦游心,为出清光慰枯槁。可怜岁月易侵寻,惭愧山川知我心。一行作吏岂得已?归意久在西山岑。——《晚夏驿骑再之凉陉观猎,山间往来十有五日,因书成诗》

违己欲徇世,忧患常相婴……不堪行作吏,万累方营营。夜虑多俗梦,晓枕无馀酲。拄颊西山语,适意千里羹。尘土走岁月,秋光浮宦情……誓收此身去,田园事春耕。——《漫成》

节物无情新岁换,男儿易老壮心惊。落身世网痴仍绝,挂眼山光诗未成。——《师还求归镇阳》

老境归心质孤月,倦游陈迹付惊涛。——《渡混同江》

自慰自怜、自叹自解,集于一身,毕现老成苍凉的心境。而他的词中,表现得最多的也就是此种同样的心理。这样就把宋室遗臣身份与金朝显宦地位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为纯粹的仕与隐之间的矛盾了,当然从他的现实处境和实际心理来讲,也只能如此表达了。《明秀集》中,许多特殊的意绪甚至价值取向,实际上都与这种转化有关。而转化的具体形式则有相互联系的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生倦游心情的表达。他有三首《念奴娇》,都以“倦游老眼”为起句,如其中第二首云:“倦游老眼,看黄尘堆里,风波千尺。”蔡松年词中“倦游”、“倦客”诸词,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又《满江红》(梁苑当时)云:“萧闲便归去,此图清绝。花径酒垆身自在,都凭细解丁香结。尽世间、臧否事如云,何须说。”这就是转化成了抽象性的人生感慨。而《小重山》中的“市朝冰炭里,起波澜”,《永遇乐》中的“朝市心情,云翻雨覆,千丈堆冰炭”等句,又隐隐然指的是宦游中的险恶风波,言外之意,耐人玩味。他的《水龙吟》(水村秋入江声)词序中亦谓:“时去中秋不数日,方遑遑于道路,宦游飘泊,节物如驰,此生馀几春秋,而所谓乐以酬身者乃如此,谋生之拙,可不哀邪。”语意悲苦如是,令人慨叹。

其二,对隐逸雅趣的向往。宦途既不易,何不早退,于是便有了《望月婆罗门》中的“宦情久阑,道勇退,岂吾难!老境哦君好句,张我萧闲。一峰明秀,为传语、浮月碧琅玕。归意满、水际林间”;以及《洞仙歌》中的“正悬流勇退,收取闲身,归去好、林壑颐神养寿。待它日、相寻寿樽开,看野服黄冠,水前山后”。又如《蓦山溪》中“萧闲老计,只有梅千树。明秀一峰寒,醉时眠、冷云幽处”等,亦是同样的一种期望。蔡松年词几乎每首都离不开对这种向往的表达,成为其作品中最中心、最突出的一个内涵。

其三,故园之怀。蔡松年词中所谓故园,指的是两处地方,一为汴京,这可能是他自幼生长之地,故入金之后,屡兴故园之情。如《水调歌头》(星河淡城阙)词中谓:“我欲幽寻节物,只有西风黄菊,香似故园秋。”魏道明注即云:“故园,指汴都。”《雨中花》词中“梦回故国,酒前风味,一笑都还”中的“故国”,据此词题序,指的也是汴京。而汴京作为北宋都城,在萧闲词中对汴京的怀念,或许就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另一处则是镇阳,即真定府。如其《水调歌头·送陈咏之归镇阳》词,以及《怕春归》中“老去心情,乐在故园生处”等句,都是其例。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下面这首《满江红》,题序作“安乐岩夜酌,有怀恒阳家山”:

半岭云根,溪光浅、冰轮新浴。谁幻出、故山丘壑,慰予心目。深樾不妨清吹度,野情自与游鱼熟。爱夜泉、徽外两三声,琅然曲。  人间世,争蛮触。万事付,金荷醁。老生涯、犹欠谢公丝竹。好在斜川三尺玉,暮凉白鸟归乔木。向水边、明秀倚高峰,平生足。

魏注谓:“安乐岩,公家奇石。恒阳,真定地名。”可以看出,这种故园之怀即是仕隐矛盾最重要的一种排遣和转化的类型。

其四,对魏晋风流的景仰。萧闲词中屡屡提及对魏晋名士风流之向往,如:

庾老南楼佳兴,陶令东篱高咏,千古赏音稀。——《水调歌头·闰八月望夕有作》

嗜酒偏怜风竹。晋客神清,多寄虚玄。——《雨中花》

正始风流,气吞馀子,此道如线。——《永遇乐》

东晋旧风流,叹此道,难存如缕。——《蓦山溪·和子文韵》

东晋风流雪样寒。——《小重山》

忆昔东山,王谢感慨,离情多在中年。正赖哀弦清唱,陶写馀欢。两晋名流谁有。半生老眼常寒。——《雨中花》

其词中所用典故,亦往往从魏晋诸贤之事中来,如:

自尔一觞一咏,领略人间奇胜,无此会心流。——《水调歌头》(西山六街碧)

但得白衣青眼,不要问囚推按,此外百无忧。——《水调歌头·镇阳北潭追和老坡韵》

尽世间、臧否事如云,何须说。——《满江红》(梁苑当时)

老生涯、犹欠谢公丝竹。——《满江红》(半岭云根)

山月洗京尘,颓山玉。——《满江红·伯平舍人亲友得意西归》

千古栗里高情,雄豪割据,戏马空陈迹。——《念奴娇·九日作》

山公鉴裁,水曹诗兴,功业行飞霄汉。华屋含秋,寒沙去梦,千里横青眼。——《永遇乐》

糟丘刘阮,风味依稀。——《满庭芳》(森玉筠林)

老骥天山非我事,一蓑烟雨违人愿。识醉歌、悲壮一生心,狂嵇阮。——《满江红》(翠扫山光)

可以注意到,蔡松年正是通过对陶渊明的赞咏,表达自己的归隐之志。阮籍、嵇康与刘伶等竹林中人的典故,则说明了蔡松年还是向往着他们“口不臧否人物”以全身远祸的处世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蔡松年本人的现实处境,《金史》蔡松年本传所载海陵王怀疑蔡松年交通南宋一事,即是明证[23]。对王谢诸人,蔡松年则是侧重于他们的那种超越世俗的高情远韵,这正是他自己试图获得的心理高境。其《雨中花》词序云:“闻山阳间,魏晋诸贤故居,风气清和,水竹葱蒨。方今天壤间,盖第一胜绝之境。有意卜筑于斯,雅咏玄虚,不谈世事,起其流风遗躅。”这便是其真实心态的彻底流露。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转化,蔡松年似乎在夷夏之辨、仕隐之思的矛盾中,找到了一条比较完善的解决之道。然而这种解脱并不是彻底性的,事实上,蔡松年的归隐理想始终停留在理想层面上,没有实践的机会,我们看到,萧闲词中,对于前述隐逸之趣、思乡之情的描绘,全都是对将来的设想,现实中,他依然还是众人欣羡的丞相、国公,虽然他说自己“老子初无游宦情”,但毕竟“三径苍烟归未成”[24],这是交错于“不能”与“不为”之间的一种处境,他在《水龙吟》(太行之麓清辉)词序中,先是强烈表达了渴望归居怀、卫之间的心情,并说“将营草堂,以寄馀龄”,但是随后又说:“但空疏之迹,晚被宠荣,叨陪国论,上恩未报,未敢遽言乞骸。勉驽力,加以数年,庶几早遂麋鹿之性。”可见,蔡松年与吴激等其他“宋儒”文人,还是略有差异的,他入金时年龄不大,心理包袱本就比其他人要轻,再加上后来地位的尊崇和心理的转型,使得他就不像吴激词中有那么直接和深沉的故国之思,现实的哀痛被他转化成了历史的沧桑感慨。如其《满江红》词序云:“虎茵老人去汴二十年,重醉腊梅于明秀峰下,谓侑觞稚秀者,有宣和玉宇风制,俾仆发扬其事。”词云:

端正楼空,琵琶冷、月高弦索。人换世、世间春在,几番花落。缥缈馀情无处托,一枝梅绿横冰萼。对淡云、新月炯疏星,都如昨。  萧闲老,平生乐。借秀色,明杯杓。吐凌云好句,张吾丘壑。此乐莫教儿辈觉,微官束置高高阁。便归来、招我雪霜魂,春边著。

此词若论其背景,与宇文虚中《念奴娇》、吴激《人月圆》及《春从天上来》之有感于宋宫旧姬,并无太大区别。而“虎茵老人”,即梁竞,字慎修,魏道明注谓:“宋中官,道号虎茵。宣和癸卯,自中山廉访移燕山廉使。明年,天兵临府,遂降于军前。因见闲废,寓居镇阳,以诗书自适。”梁竞为蔡靖僚属,于蔡松年为父执,亦属北宋旧人,本来这似乎也应该是一个“头白遗民涕不禁”的场面,但蔡词基本上就不作沉痛语,只是以“人换世”两句,略抒感慨而已,说得更多的还是向往归田之趣。又如其《乌夜啼·留别赵粹文》一词云:

一段江山秀气,风流故国王孙。三年不惯冰天雪,白璧借春温。  宦路常难聚首,别期先已销魂。与君两鬓犹青在,梅竹老夷门。

据魏注云:“粹文,初名伯璘,后更名伯玉。宋太祖七世孙。居汴之睦亲宅,筑堂曰隐春,号隐春道人。天会中,北徙上京以终。”此词是留别宋宗室之作,与杜甫当年之《哀王孙》诗背景亦复类似,但蔡词就远没有杜甫诗中的那种哀痛悲愤之意,写得比较浮泛。这是理解蔡松年词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象。

蔡松年在金代词坛是开一代风气的词人,这主要就体现在他是金代第一位有意识地效法苏轼词风的作家。苏轼对北宋词风的革新,意义深远,但在当时,似并未成为词坛的主流风范。苏门文人中,除了黄庭坚的几首词可以看出是明显效仿苏轼的以外,其他如秦观等人,与苏词风味就很不相同。苏词真正得到极高的肯定评价,是在金朝和南宋。前已提及,吴激、蔡松年虽并称“吴蔡体”,但两人词风实有同有异,吴激词中虽也有近于东坡体者,如《满庭芳》(谁挽银河)等阕,但一则数量甚少,不成气候,二则吴激本人的政治地位与蔡松年相差甚大,对后来词人的影响也要小一点。因此奠定金词学苏基础的当属蔡松年。

蔡松年取法东坡词的原因,当然与金初抑熙丰、崇元祐这种主流性的政治评价有关,但就其个体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以苏轼式的人生观念作为自身心理矛盾转化的媒介。苏轼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身处逆境而圆融达观、超然物外的人生哲学,对处于夷夏之辨、仕隐之思的心理矛盾中的蔡松年来说,不啻是一剂良方,因为这样就完全可以通过萧散风神与闲逸襟怀的展示,逐渐消解内心的冲突,达至心理的平衡。苏轼式人生的精髓就是心灵对现实的超越,因此,对蔡松年来说,他在现实中是风尘宦游、仕非得已,但在心灵上他可以是自由和超脱的,前面所分析的四种转化,其实也都是这种心灵自由与超脱的表现。他的《水调歌头》(云间贵公子)词序谓:

曹侯浩然,人品高秀,玉立而冠,其问学文章,落尽贵骄之气,蔼然在寒士右。惜乎流离顿挫,无以见于事业。身闲胜日,独对名酒,悠然得意,引满径醉。醉中出豪爽语,往往冰雪逼人,翰墨淋漓,殆与海岳并驱争先。虽其平生况味,可以想见,然流离顿挫之助,乃不为不多。东坡先生云:士践忧患,焉知非福。浩然有焉。老子于此,所谓兴复不浅者,闻其风而悦之……

所谓“流离顿挫”、“忧患”诸语,其实讲的也正是蔡松年本人的经历,把自己由宋入金的诸般坎坷、违己交病的尴尬处境,都视作是“焉知非福”而又能玉汝于成的体验,超越具体的人事,达至心灵的自由与纵逸境界,这就是萧闲词效仿东坡体的内在因素。

蔡松年词中,步武东坡原韵的作品不少,如《水调歌头·镇阳北潭追和老坡原韵》,即用苏轼《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原韵;《念奴娇》(倦游老眼)、(离骚痛饮)两阕,皆用东坡赤壁词原韵。而魏道明注《明秀集》,亦往往用苏轼语来笺释蔡词,如《明秀集》开卷第一首《水调歌头·送陈咏之归镇阳》云:

东垣步秋水,几曲冷玻瓈。沙鸥一点晴雪,知我老无机。共约经营五亩,卧看西山烟雨,窗户舞涟漪。雅志易华发,岁晚羡君归。  月边梅,湖底石,入新诗。飘然东晋奇韵,此道赏音稀。我有一峰明秀,尚恋三升春酒,辜负绿蓑衣。为写倦游兴,说与水云知。

此词魏注几乎是逐句用东坡语作笺,今附列于下:

“玻瓈”下注云:“东坡:二十四桥亦何有,换此十顷玻瓈风。又: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瓈江。又:归路万顷青玻瓈。”

“无机”下注云:“东坡:岂惟见惯沙鸥熟。”

“五亩”下注云:“东坡:五亩渐成终老计。”

“涟漪”下注云:“东坡:西山烟雨卷疏帘。”

“华发”下注云:“东坡: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赏音稀”下注云:“东坡:东晋风流王谢家。”

“水云知”下注云:“东坡:凭君说与春风知。”

这种例子远不止此一首,在《明秀集》中可谓比比皆是。不可否认,魏注有穿凿附会处,有些语汇即使以传统笺释家的眼光来看,也大可不必引证苏轼句,因此后来王若虚、元好问对魏注都很有些批评意见。但魏道明的这种笺注方法,本身就说明了苏轼在金代文人中的影响,同时也更说明了在时人的目光中,蔡松年词的确是与东坡词之间有很强的承继关系。

萧闲词中不少作品很有东坡词的流风馀韵,这可以其追和东坡赤壁怀古词的两首《念奴娇》为代表:

倦游老眼,负梅花京洛,三年春物。明秀高峰人去后,冷落清辉绝壁。花底年光,山前爽气,别语挥冰雪。摩挲庭桧,耐寒好在霜杰。  人世长短亭中,此身流转,几花残花发。只有平生生处乐,一念犹难磨灭。放眼南枝,忘怀樽酒,及此青青发。从今归梦,暗香千里横月。

离骚痛饮,笑人生佳处,能消何物。夷甫当年成底事,空想岩岩玉壁。五亩苍烟,一丘寒碧,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  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嵬隗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胜日神交,悠然得意,遗恨无毫发。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年月。

两词格调皆高旷简远,感慨人生而又能超拔俗世,这就是来源于蔡松年词在主体精神上与东坡词的契合,因此并不让人觉得有亦步亦趋甚至邯郸学步之感,而是显现为心理矛盾的自然转化,是由深刻的悲剧感转化而来的纵逸与激昂。故此元好问谓后一首“以‘离骚痛饮’为首句,公乐府中最得意者,读之则平生自处,为可见矣”[25],《中州乐府》中所收蔡松年词,便以此词居首。清人张蓉镜亦谓:“读其《念奴娇》一阕,激昂慷慨,宜乎遗山称为集中压卷之作。”[26]像这类词,置于东坡集中,虽未必能够不减原唱,但至少是无愧色的。而正是蔡松年的这种词风取向,极大地影响了金朝随后的词人,使得金源一代词坛,呈现出有异于南、北宋的独具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萧闲词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