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风格的曲化

酣畅淋漓、直抒胸臆而不避俚俗本是元曲的主要风格特征之一。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云：

俳优窜而大雅之正音已失，阡陌开而井田之旧迹难寻，夫词变为曲，犹诗变为词，非制曲之过，乃填词之过。然曲之粗鄙，制曲者取悦于俗耳，则元人不得辞其责矣。

这实际上是倒果为因的说法，元曲风格上的这种作风，并非是由词带入曲中的，相反，倒是词在风格上体现出来的俚俗化倾向，恐怕要从曲的流行中去找原因。前面曾提到，“元人词中，往往有与曲相混处”^[41]，如王恽的《秋涧乐府》中即羼入了几十首散曲小令，这在白朴、刘敏中、张可久等人的词集中还可找出许多例子，这种状况说明，正是由于元词在体格与风格上，与元曲同样有着俚俗化的倾向，再加上词、曲本身的界限也有模糊的一面，才致使后人误编的^[42]。元代词家中，即使是以雅正擅誉的张翥，其《蜕庵词》中也有曲化倾向极明显的作品。又如虞集唱和全真冯尊师的一首《苏武慢》，词语就更加直白类曲了：

六十归来，今过七十，感谢圣恩嘉惠。早眠晏起，渴饮饥餐，自己了无心事。数卷残书，半枚破砚，聊表秀才而已。道先生、快写能吟，直是去之远矣。　　没寻思、拄个青藜，靸双芒屦，走去渡头观水。逝者滔滔，来之衮衮，不觉日斜风细。有一渔翁，蓦然相唤，你在看他甚底。便扶杖、穿起鲜鱼，博得一尊同醉。

不过与语言的曲化一样，元词在风格上的曲化，也往往导致意境轻浅、不够含蓄、过于直露等弊病。受元曲的影响，元代词人习惯在词中“一直说将去”^[43]，而不留馀地，如梁曾的《木兰花慢》云：

问花花不语，为谁落、为谁开。算春色三分，半随流水，半落尘埃。人生能几欢笑，但相逢，尊酒莫相催。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绕珠围。　　彩云回首暗高台。烟树渺吟怀。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里春归。西楼半帘斜日，怪衔春、燕子却飞来。一枕青楼好梦，又教风雨惊回。

起句用“泪眼问花花不语”的成句，本是不错的，但接着说“为谁落、为谁开”，就有赘冗之嫌，盖“为谁落、为谁开”本就涵于“问花”一句中，不必再复言之了。下面又用苏轼的名句“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苏轼的这几句词，在元词中化用得已成俗套。而且后面三句更是直说到底，颇为浅近而不耐读。又如白朴的《水调歌头》起句云：

朝花几回谢，春草几回空。人生何苦奔竞，勘破大槐宫。

上二句尚好，但当读者正准备随着作者，走入兴亡怀古的深沉历史感受之际，下面两个直白而毫无馀蕴的句子，却直统统地跳出来了，显得很有点“粗鲁”不堪。元词中这类作品还颇有一些，这与曲的影响应该是有关的。元人的这种词，做不到柳永的俗词那般描写细腻、写情真切，因此就往往显得句蕴不佳、不可人意了。

以上这三个方面都体现了曲辞对词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前人或有颇致惋惜之辞者，如况周颐云：

设令元贤继起者，不为词亦为曲风会所转移，俾肆力于倚声，以语南渡名家，何遽多让。^[44]

然而，这是不可扭转的时代风会使然，词的曲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在曲的挑战与压力下，元词求变的努力，从词史的发展来看，并不能一笔抹杀，仍有其适当的位置。如有的研究者就认为“吸取了曲趣入词”之后的词坛，反而“呈现亮色”^[45]，应该说是有见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