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词调之贫乏

元人作词，所用词调颇为贫乏，且大多为唐宋词中所习见之调，元人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调，据笔者统计，主要仅《木兰花慢》、《水龙吟》、《水调歌头》、《沁园春》和《清平乐》五调，以下依次是《满江红》、《浣溪沙》、《念奴娇》、《太常引》、《摸鱼儿》、《鹧鸪天》、《点绛唇》、《南乡子》、《蝶恋花》、《临江仙》、《鹊桥仙》、《黑漆弩》、《菩萨蛮》、《风入松》、《巫山一段云》、《踏莎行》、《江城子》、《贺新郎》、《渔父词》、《满庭芳》、《西江月》。

元词词调这种对唐宋旧调的大量沿用，说明元代词调缺乏创新的源泉。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词乐的渐趋衰微与消亡，具体来说又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缺乏民间音乐的养料和基础。唐宋时代词调之所以能新声竞繁，众体兼备，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是以民间市井乐曲入词。柳永《乐章集》共用二百馀调，其中一半以上即是这种“万家竞奏”的“新声”^[19]。而南宋时，词人们便已很少能将流行的民间乐曲取之入词了。相反，金元时期的南北曲曲调却正在迅速发展，如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所用曲调数量，就远远超过当时词人所用之词调数。可见民间新兴俗乐更多地是进入了南北曲的领域而非词的领域。元代词调不能从新兴音乐中吸取新鲜活泼的成分，于是只能呈现出日益贫乏的趋势。

二是唐宋时代词人知音识曲者极多，大都既能“变旧声作新声”^[20]，又能自度曲。南宋时，词调虽也已很少能从新兴音乐中变出新声，但词人的自度曲却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词调的停滞状态。姜夔、史达祖、吴文英诸人，皆以精通音律、能自度曲而著称于时。元代词人特别是元代中期以后的词人，在词乐方面能略通音律者已是寥落晨星，而且除了仇远等少数的几人以外，元人词集中自创词调的情况极少。虞集《烛影摇红》（云映虚檐）词序云：

淮南故将军家有歌妓，才容自许，善自度曲。欧阳守淮南，妓为将军愿一见公，竟不及见而卒。客有为公赋此曲者。

可见当时能自度曲的歌妓已是人中翘楚，声价甚高，这正说明文人自度曲能力的缺乏。又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二《叶宋英自度曲谱序》载叶氏能自度曲，然其词虽“有周邦彦、姜夔之流风馀韵”，却绝无流传。可见即使有个别词人能通音律，亦无影响。这种状况意味着在南北曲的冲击下，文人与词乐的疏离，因而也最终导致了词与音乐的疏离，造成词调的贫乏和没落。这和南北曲乐的兴盛正形成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