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曲乐兴盛与词乐的衰落

所谓元曲包括散曲，也包括杂剧，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元曲显然更有资格成为元代文化的代表。元代中期的虞集曾云：

尝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16]

所谓“今乐府”指的就是元曲。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亦云：“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可见在元代人的观念中，元曲与唐诗、宋词以及宋代理学一样，皆是一代之文化精华的代表。与其相比，元词自然显得很是寒酸了。前人在看待元词与元曲的关系时，往往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元曲的兴盛便导致了元词的衰落，如王世贞在《弇州山人词评》中说：

元有曲无词，如虞、赵诸公辈，未免以才情属曲，而以气概属词，词所以亡也。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三谓：

金元工于小令、套数而词亡。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亦云：

元代尚曲，曲愈工而词愈晦。

这都是把词与曲作为对立的两极来看待。不过也并非没有不同的声音，清李渔《窥词管见》开卷即云：

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大约空疏者作词，无意肖曲，而不觉仿佛乎曲。有学问人作词，尽力避诗，而究竟不离于诗。一则苦于习久难变，一则迫于舍此实无也。

沈谦《填词杂说》亦云：

承诗启曲者，词也，上不可似诗，下不可似曲，然诗曲又俱可入词，贵人自运。

他们认为词、曲之间或有意或无意，都是可以互相联系与沟通的，并非截然两歧，水火不容，这些看法就显得比较通达。本书认为随着音乐背景与社会风习的变化，曲乐在元代取代词乐成为音乐的主流形式，曲的兴盛对元词的确形成了不小的冲击，但冲击不只是单向地，词、曲两者也在不断互相影响，这突出地表现在词入于曲和词的曲化两个相对的方面，同时元代又有不少文人是词曲兼工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才能在不同类型的两种体式中都有所展现，这在微观上又表露出词曲的特殊关系。

唐宋两代的主流音乐就音乐体系而言是燕乐，上自宫廷教坊，下至市井民间，无不竞唱新声。然传唱既久，新遂为旧，盛极则衰，自南宋始，随着词乐的雅化、唱法的变化，词乐已趋于僵化和衰落，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而南宋民间流行的各种新兴小调和新的唱法，如嘌唱、小唱、唱赚等，则为后来南曲的兴起提供了新的养料。

南曲之名，虽始见于钟嗣成《录鬼簿》卷下萧德祥条：“凡古文俱概括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戏文等”，然而南曲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17]。明祝允明《猥谈》^[18]谓：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

明叶子奇《草木子》云：

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其后元朝南戏盛行，及当乱，北院本特盛，南戏遂绝。

可见自南宋至元末，南曲戏文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

北曲在音乐体系上是以辽金时期北方流行的音乐为基础的。明徐渭《南词叙录》云：

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日用。

王骥德《曲律·曲源》亦谓：

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栉调比声，北曲遂擅盛一代。

所谓“民间日用”、“擅盛一代”皆说明了北曲的繁盛及其主流地位。在南北曲兴盛和迅速发展的冲击之下，词乐进一步衰微，这主要体现在词调之贫乏与歌法之失坠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