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缘情向言志转化

就词之抒情达意的文学功能本身及其表现形态而言，金元词也进一步向诗歌靠拢。唐宋时代的词与诗歌本也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取向。诗歌有着《诗》、《骚》以来深厚的传统，其体尊，其用广，举凡作者的政治态度和人格精神、胸襟学问和志向抱负、生命历程和生活情趣，皆可由诗发之，对大多数诗人来说，言志而非缘情是他们创作的主要意图。而词体则因其起于民间俗曲的特性、在初起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殊面貌，使得词体的地位远比不上诗歌尊崇，被视为“诗馀”、“小道”，词人在词中表现得更多的，也只是相对较为狭窄的私人情感生活和幽微深细的内在心绪。尽管有苏轼之推尊词体、提高词品的努力，但应该说，这在整个唐宋词中未成主流。由此而形成了所谓“诗庄词媚”、诗偏于言志而词偏于缘情的大致分野。

不过这种分野自南宋开始就已经在发生变化，辛弃疾的大声鞺鞳之音，姜夔等人的文人风雅之趣，风范虽有所不同，但都把词从纯粹缘情的形态中解脱了出来。这种趋势进一步在元词中得到体现。元词中所谓婉娈而近情的缘情之作相对减少，而言志之作却大大增多。本来，宋代文人在写诗时多作端庄语，填词时却不妨任笔挥洒，谈笑谐谑，一些不适合在诗歌中表述的情感，在词中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写出来，在当时，词可以说是文人们某些特殊情感的宣泄方式和渠道。但至元代，由于曲的盛行，吸引了文人的兴趣，竞相“以才情属曲”^[13]，他们的风情才思完全表现到曲里面去了。与之相应，词体本身也就由应歌娱人转向了言志自娱、由缘情转向了抒怀。因此，我们在元词中就比较少地看到那些风情婉转之作，而更多的是诸如表达隐逸之志、风雅的生活情趣甚至时代风云的折射等这一类作品。

就元词而言，形成这种进一步强化之趋势的缘由，固然是多方面的，音乐背景的变化、社会风习的差异等等，对此都有促成作用。不过，有两个方面似乎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北方金词的影响，一是南宋崇雅风气的影响。

宋室南渡，但苏学却传于北，苏轼“以诗为词”之风也被金词所沿袭，明代毛凤韶评《中州乐府》曰：

《中州乐府》作于金人吴彦高辈，虽当衰乱之极，今味其词意，变而不移，悯而不困，婉而不迫，达而不放，正而不随，盖古诗之馀响也。^[14]

这不就是所谓怨悱不乱、哀而不伤之意么？清人厉鹗《论词绝句》谓：“《中州乐府》鉴裁别，略仿苏黄硬语为。若向词家论风雅，锦袍翻是让吴儿。”^[15]所谓“苏黄硬语”不正是苏黄诗之体格么？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金词中即已强烈地体现出了侧重言志的诗化倾向。与北方的金国词人们差不多同时，南宋词人则大力提倡词的雅化，从姜夔等雅词派词人的代表作品来看，所谓雅化也正是要求在词中体现文人士大夫高洁的人格理想、风雅的生活情趣，而大力排斥俗艳的市民风范，同样也是一种由缘情向言志的转变。由此可见，北宋亡后，南北不同地域的词人们不约而同地、从不同的方向开始了这种转变。而到元代初年，以元好问等金遗民为代表的北方词人和以张炎、仇远等南宋遗民为代表的南方词人，正体现了这种风气的延续，并极大地影响了元词。因此这种由缘情向言志的转变从南宋和金朝词坛开始，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表现得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