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作方式的诗化

词须“填”，这本就揭示了词在创作方式上，与传统的诗歌有较大的差异。由于词本是音乐之曲辞，其体式特征几乎都是以音乐为准则而确定的，因此一般都须先按律制谱，再配以歌词。词的创作方式也就是按照音谱所规定的乐段乐句和音节声调，制辞相从。唐宋时人们填词便是以曲谱为标准，按谱填词。这种曲谱中有声有词，以乐音符号记声，以词作为示范。宋代的不少官修曲谱如修内司刊《乐府混成集》等皆属此类。而后世由于词乐失传，填词则只能依据词谱，求其句读、平仄而已，这便是依前人词律填词。两种创作方式之间所发生的转化，自南宋时便开始了。

宋代虽有许多精通音律的词人，如柳永、周邦彦、姜夔等，他们的词中创调颇多，但其他大多数词人却未必都能如此，不通音律也就未必能按音谱填词了。另一方面，音乐本身也在不断变动，有的乐曲流行一段时间后便已过时，无人传唱，其音调自也失传。因此从南宋开始，很多词人就已经只能依前人词律填词了，一些名家的词集如周邦彦的《片玉集》等，之所以刊刻极多，也与其可作填词之范本有关^[1]。到宋末元初时，这种现象已经很严重了，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至元代则沿着南宋以来的这种趋势继续强化。

词本来与诗在体制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盖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2]，因此元初人已经发出了“词尤难于诗”的慨叹，并谓：

词失腔犹诗落韵，诗不过四五七言而止，词乃有四声、五音、均拍、重轻、清浊之别，若言顺律舛，律协言谬，俱非本色。或一字未合，一句皆废；一句未妥，一阕皆不光采，信戛戛乎其难。^[3]

这说明词之所以难于诗，正在于音律谐协之难，而词与音乐的进一步疏离，则相对减少了这种难度，元人作词已不须亦无法再像宋人那样严格地按谱填词了，因为宋词旧曲谱已大多散失亡佚，词乐也不再时尚，所以他们作词只须按前人成作，依律填入即可。仇远云：

又怪陋邦腐儒，穷乡村叟，每以词为易事，酒边兴豪，即引纸挥笔，动以东坡、稼轩、龙洲自况。极其至四字《沁园春》、五字《水调》、七字《鹧鸪天》、《步蟾宫》，拊几击缶，同声附和，如梵呗，如步虚，不知宫调为何物，令老伶俊娼，面称好而背窃笑，是岂足以言词哉。^[4]

到了元代中期，虞集《叶宋英自度曲谱序》云：

近世士大夫号称能乐府者，皆依约旧谱，仿其平仄，缀辑成章，徒谐俚耳则可。乃若文章之高者，又皆率意为之，不可叶诸律，不顾也。太常乐工知以管定谱，而撰词实腔又皆鄙俚，亦无足取。^[5]

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亦谓：“学宋词者，止依其字数而填之耳。”这正说明元代词人大部分都只能依前人词律，“仿其平仄”、“依其字数”来填词了。由按曲谱填词变为依前人词律填词，这是创作方式上的一大转换。而近体诗也不正是按诗律所规定的平仄来创作的吗？从这个角度来看，填词与作诗尤其是近体律绝诗，在创作方式并无太大的不同。对诗人来说，词也不再是专家之学了，正因为大多数人都无法精通词乐音律，故而不精通音律并不妨碍他们填词。因此，元代词坛上专力作词即仅以词名家的文人极少，几乎一个都举不出来，这正与元词在创作方式上的诗化倾向是有很大关系的。